[第七节 秦兆阳、徐迟的特写、报告]
第七节 秦兆阳、徐迟的特写、报告
如果说魏巍于建国之初在“通讯”的散文化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绩的话，那么，在稍后不久的农业合作化中，秦兆阳以他朴素、生动的娴熟文笔在“特写”的小说化上又做出了新的可贵贡献。
秦兆阳，出生于一九一六年十月，湖北省黄冈县人。其父继承祖业，以教授蒙童勉强维持全家生计。他能诗善画，给了童年的秦兆阳以爱好美术和文学的深重影响。一九三四年秦兆阳考入武昌乡村师范，学习期间除发表过一些讽刺时事和宣传抗日的漫画外，还在《武汉日报》上发表长诗《长城》、《祖先的开拓》、《松花江怒吼了！》等。一九三八年八月，他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编过画报，教过美术，搞过木刻，还在冀中平原打过五年游击。一九四六年后开始发表短篇小说、独幕话剧和散文。后随《华北文艺》社进了北京，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一九五三至五四年，曾下乡体验生活，后任《文艺报》执行编委，《人民文学》副主编。在此期间，他先后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平原上》、《幸福》，小说、特写集《农村散记》，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童话《小燕子万里飞行记》，论文集《论概念化公式化》等，一九五七年他以影响一时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署名何直）而被错划为右派，迁至广西，“文革”后调北京工作，现任《当代》主编。
秦兆阳下乡体验生活的地方，正是他为之战斗过、保卫过的冀中平原，他是十分稚熟的；但他找到“特写”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却是受到了当时文学氛围的启迪。“特写”，源出于电影里的“特写”镜头，意思是将摄影镜头推近，集中一点，加以放大并延续时间，以造成对观众的强烈印象。苏联文学界将它引入文学创作后，指的是一种介乎“新闻”和“文学”（主要是小说）之间的写作样式，大体相当于西方的“报告”（文学）。建国初期，“特写”的概念及作品介绍到我国之后，对当时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象收在《朝鲜通讯报告选》里的一些文章，如白艾的《鹰》，陆柱国的《中华男儿》，胡奇的《一个志愿担架员》，以及韩希楔的《高射炮手》等，都已突破了“通讯”的固有写法而较多地借用了小说的叙写语言，艺术氛围已相当浓烈。但这只还是最初的尝试，真正取得创作上突破性的成果大抵在五三年前后才开始出现——而秦兆阳的许多作品，正好开了这种“特写”的风气之先。
《王永淮》、《姚良成》、《老羊工》等人物特写的创作，无论是从反映生活的厚度来看，还是从艺术表现的力度来看，它出现在当时都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对《包身工》等早期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来说，是“承前”，而对以后的《祁连山下》等优秀作品来说，则是“启后”。作为一个中间“环节”，这些作品在报告文学的发展中理应占有一个独立的地位。
《王永淮》，写的是河北邢台一个山区区长王永淮热爱家乡，扎根山区，带领群众改变旧面貌，建设新山乡的事迹。他当选了副县长后仍不离山区，不改本色，深受乡亲们的拥护与爱戴。作品作旁叙介（通过一个农业社的会计之口），以“我”的思想转变为反衬，使文章“视角”新颖，表现亲切，增强了生活实感和说服力量；永淮的叔、婶，他的媳妇，还有众乡亲们，教写得活脱、鲜明；永淮开阔的胸襟，乐观的性格，特别是他渴求掌握文化的欲望，都被表现得址分动人，这篇特写，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基层干部的生动形象精神风貌。
《姚良成》，写了一个被群众称为是“地仙”的植树造林能手的先进事迹。他自己“在石头上扎下根儿”还不算，他认为农牧林合作社的建立、全山区的人都“扎了根儿”，这才叫“扎社会主义的根”。这样，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要“咱有手有心，就能！”显然，这是一个既有传统传统农民坚韧执着、聪明智慧特点，又有新时代农民眼光远大、心怀宽广优长的农村新人。作品首尾是作者的叙介，骤然而起，戛然而落，既干净利利落又发人深思；主体部分全以主人公姚良成“自述”的形式展开，活泼而富有个性，读来娓娓动听，引人入胜。
《老羊工》，可以说是《姚良成》的姊妹篇。前者写植树造林，这篇写养羊放牧。文章以第三人称叙写以人物对话、心理描绘、氛围渲染等多种手段活灵活现地浮雕了老羊工冯常福的真实形象。王县长在大会上说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的话，以及“羊工代表大会”的即将召开，使他觉得“自己虽然老了，生活的路子却反倒长远了宽阔了。”的确，“社会越进步，劳动人民就越能办出大事来，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象生活，就越发看得起自己”的议论，是意味深长的。《老羊工》和《姚良成》这两篇作品的成功，不仅在表现农村题材上开拓了新路，而且在描绘普通人上为报告文学创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秦兆阳这些作品的鲜明特色是：讲究整体的艺术构思，重视“叙述角”的变换，象上述三篇的视角就篇篇不同，叙述起来其效应亦篇篇各异，读之使人耳目一新；把表现人物（特别是农村的普通人）放在了创作的中心地立，大胆地摆脱了旧有的“以事带人”的习惯模式——他最初写的一些这类作品，如《祭灶》、《偶然听到的故事》、《晌午》等①，还有这种毛病，但越写越佳，终于完成了由“故事”而“人物”、由“以事带人”到“以人牵事”的观念转变，这在特写、报告的写作上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较多地借用了小说的表现手法，在场景、对话、氛围等方面的描绘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他的这些特写的浓郁生活气息、鲜明人物形象、朴素生动语言，都给读者宵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尽管秦兆阳在特写的小说化上，在提高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上，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在过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秦兆阳这些极富才气的作品却被湮没、冷落了。这是不公正的。应该恢复它们在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的合理地位，弥合这一段人为的“空缺”。
和秦兆阳汲取“特写”营养、走出自己的新路不同，徐迟从西方“报告”获取启示，开创了一条报告文学的坦途。
徐迟，一九一四年生，浙江省吴兴县人。他在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和散文，著有《二十岁人》、《最强音》（诗集）、《美文集》（散文集）、《狂欢之夜》（小说集）等。除创作外，译著亦颇丰。解放后，他先后访问了祖国许多城市、农村和基本建设的工地，出版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特写）、《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的歌》（诗歌）等多种文集、诗集。一九七八年，他的著名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问世。一九七九年，他编选并出版了《徐迟散文选集》。
徐迟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有着十分丰富的阅历；对生活的激情历久不衰，喜游好动（人称“满天飞”），具有广博的见闻；能诗善文，学兼中外，文化艺术的修养较深——正是这种种因素，使他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火中的凤凰》写于一九五二年，虽然当时尚未完稿，然而这是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
关于此文，作者在收入文集时有一段说明：
《火中的凤凰》是为悼念郑振铎同志而写的①。原计划写他的一生，共分八章：瓯江、道岔、欧游、笺谱、劫余、凤翔、定陵、星陨。已完成五章，在十年大动荡中被遗失掉了。只找回两章，即收入集中的，写成于一九五二年。星陨一章于一九六二年写成，怀着深沉的感情，写他出国访问途中，飞机进入了垂直气流，超过了它的突风负荷，失事牺牲。不知何日还能恢复重写，屈指他星陨逾二十年了。①
《火中的凤凰》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它计划再现现代著名作家郑振译的一生，仅从“劫余”及“凤翔”两章的笔墨、气度来看，这篇作品规模宏大，气势开阔，构想不凡，如果它得以完篇，那么，象这样长篇巨制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坛上是实为罕见的；第二，早在五十年代初，它就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翔实地记写了他们在自己所擅长的学术领域里的艰辛劳动，讴歌了他们对祖国文化事业的卓越贡献，这不仅在当代文学史上开了颂赞知识分子历史功绩的先河，而且在作者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也具有开拓的意义，显示了他熟悉并长于表现知识分子题材的艺术才能；第三，这篇作品诗情奔涌，文势流荡，境界高远不俗，辞采富丽堂皇，由此可以见出作者报告文学的艺术风格已大体形成。
《祁连山下》写于一九五六年，发表于一九六二年，是作者的一篇力作。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的文艺界及广大读者中间都曾获得很好的评价，它成功地奠定了徐迟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的地位。它主要写的是献身于敦煌艺术的画家、美术史家常书鸿的动人事迹。在这篇文学性的大型报告里，作者以气势磅礴的笔力，绚烂多彩的文字，为我们清晰地追摄了主人公跋涉于艺术峰巅的坚实足迹。在这里，人物活动的舞台是那样广阔，呈现着生活本身无比的丰富、曲折和神奇；而事件的时代色彩又是那样鲜明，以至拉开一场场帷幕时，读者恍如身临其境，嗅到了那特有的生活的气息。上下几千年，作者任情驱驰；纵横数万里，作者抒写自如。举凡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事业上的辛劳多艰，生活上的流迁动荡，爱情上的离合挫折，以及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无不一一纳诸笔端。正是在这样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上，主人公常书鸿的形象得到了有力的描绘，他的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矢志不移的献身精神被刻画得那样的光彩焕发、真挚感人。
为着达到艺术地反映这一广阔生活画卷的目的，《祁连山下》采取了三条线索交错发展的表现方法。一条线索写常书鸿在事业上的追求，由巴黎而桂林，由桂林而重庆，由重庆而敦煌，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在事业上的“归宿”。这是作品的主线。另一条线索写他和叶兰在爱情上的离合。这位“青春美貌，无忧无虑，欢天喜地，聪明伶俐”的女雕塑家，虽不无勉强但仍然伴着他从巴黎一直走到了敦煌，而在常书鸿心灵震悚地伫足于《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前，决心舍身侍奉艺术的那“决定性”的一刹间，她却在这“千佛宝殿”的门槛外停下步来，井象那“飞天”一样偷偷地从他身边飞走了，而且一去不回！写“她”是为了更好地写“他”。作为艺术上的一个有力的反衬，她的思想和性格上的所有弱点，恰恰都映付出了他的不同凡响的思想光辉。还有一条线索写他和地质学家孙健初的友谊。他在失去爱情的同时，却得到了诚挚的友情。如果说他和叶兰虽为夫妻实乃“同床异梦”的话，那么，他和孙健初作为挚友却是“一见倾心”。爱国主义感情和为科学与艺术的献身精神把这两颗灼热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显然，这条线索对刻画主人公的形象同样起了烘托的作用。
写这一正一反的两条副线，固然有上面所说的艺术上的考虑，但主要的还是为了表现生活的真实。和叶兰的爱情曾一度给他的艺术注入了活力；而和孙健初的邂逅才把他从濒死的边缘解救出来。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当然，在最初发表的作品中，后一条线索有点和文章的主线游离，三条线索还未能达到“浑然一体”的境地，但经过作者的认真改动，收在《哥德巴赫猜想》一书中的《祁连山下》，应该说这个毛病得到了较好的克服。
在艺术创作上，徐迟具有孜孜以求的探索的勇气。继《祁连山下》之后，他在一九六五年写成了《牡丹》一文①。这篇文章内容丰富，技法圆熟，标志了作家在报告文学写作艺术上的成熟。
《牡丹》写的是汉剧名伶“魏紫”和“姚黄”的故事。这两朵并蒂牡丹是汉剧老艺人“牡丹花”董瑶阶的两个女弟子，一个唱青衣，一个演花旦，真是天资聪慧，演技卓绝，挑帘登场即蜚声梨园。但正当她们欲在艺术的“天国”里展翅高翔时，她们却一下子由云端跌入了丑恶而冷酷的人世，各自演出了一出真实而凄楚的“大悲剧”！作者在故事一开头就写道：“看戏的人往往只知道前台的戏。他们不知道后台也有戏。前台的戏，极尽悲欢离合。后台一样如此。还往往比前台的戏更悲，更欢，离合际遇更离奇。因为前台的戏是戏，后台的却是生活本身。”是的，作者以娓娓动听的叙述把读者的视线引向了“后台”，使他们透过那舞台艺术灿烂的光辉，瞥见了那“一片惨淡昏暗的底色”；从那抑扬的音乐、喧闹的锣鼓声中，听到了那“一阵阵的吸泣之声”，作品的思想是深厚的。它通过那样淋漓尽致的艺术描绘不是让人们仅仅看到魏紫、姚黄个人悲欢离合的遭际，把她们的悲剧看作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解剖，使人们看到那昔日女性表演艺术家普遍的历史命运，并进而提出了戏剧艺术如何更好地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新女性的问题。
《牡丹》的构思是富有特色的。说故事的形式不仅使内容的叙述显得亲切、真实，而且便于发挥、议论，提高作品的思想意义。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舞台前后，让其接着生活本来的逻辑行动，充分展现人物的个性。如魏紫的深沉而倔强，她的坎坷曲折的不幸命运以及她在艺术创造上的每一次停滞与突破、成功与失误、痛苦与欢乐，都得到了生动的刻画，使她的形象在读者心目中血肉丰满地矗立起来。
在一九六五年江青等人正以戏剧为“突破口”大造篡党夺权舆论的时候，作家有勇气书写汉剧发展的历史，表现其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的巨大成就，给这些“美”的创造者以崇高的历史地位，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尖锐住和故斗意义。无怪乎它一完篇，就被判定是一株“大毒草”，并作为作者最重要的一条“罪证材料”而附入了档案袋。但它毕竟是一件经得起考验的艺术品，在经过了十二年的“冷藏”之后，终于放出了熠熠的光彩。
除了上述几篇作品外，这一时期作者还写有《鱼的神话》等特写及一些游记。
力求艺术地再现生活的本来面貌，是作者创作时所刻意追求的目标。他在观察生活、认识现实时，不仅是以一个“作家”的眼光去搜索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而细微的活动，而且还往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去探究事物的进程和更加开阔的背景。因此，他在描绘生活、反映现实时，就能够做到纵横交织、点面结合，深度与广度相统一。在他笔下，生活不是特地被剪裁过的精致而零碎的片断，而是保持了全部丰富、生动性的波澜壮阔的完整的画卷。这也正是他的作品之所以历史感很强，具有相当的厚度，而且结构宏伟、气势壮阔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从《火中的凤凰》里，了解到了我国重要典籍（特别是善本书）的收藏、流布情况：从《祁连山下》里，了解到了一般美术史的知识及敦煌艺术的今昔；同样，我们从《牡丹》一文中，看到了汉剧发展的脉络。
徐迟的诗人的气质使其作品洋溢着浓烈的激情。凡是他较为成功的作品，都是他扔掉了束缚着他的心灵的锁链，觉得进入了自由、舒展的境地时放手挥洒、尽情倾吐的篇章。如他在《祁连山下》里对常书鸿在第四二八洞萨埵那太子壁画故事前心灵震惊的描绘，在《牡丹》里对魏紫婚后在“新房”即囚室中面向四壁明镜暗自演唱的情景的刻画，都是“外境”与“内情”相融合、“画意”与“诗情”相辉映的精彩笔墨，相反，他有些缺乏激情、未能放开写的作品，则大都是失败的。
和他的作品内容相适应，他的文章的语言是华美、奔放、随心舒卷的。古典的骈文，欧化的句式，讲究修饰的书面词语，朴素本色的口语白话，他都择善而取，兼收并蓄，形成了他所特有的文风。
徐迟有些作品注意了文学加工而忽视了事件的真实性；个别文章语言不够通顺、规范，这是他的作品的缺陷。
如果说魏巍于建国之初在“通讯”的散文化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绩的话，那么，在稍后不久的农业合作化中，秦兆阳以他朴素、生动的娴熟文笔在“特写”的小说化上又做出了新的可贵贡献。
秦兆阳，出生于一九一六年十月，湖北省黄冈县人。其父继承祖业，以教授蒙童勉强维持全家生计。他能诗善画，给了童年的秦兆阳以爱好美术和文学的深重影响。一九三四年秦兆阳考入武昌乡村师范，学习期间除发表过一些讽刺时事和宣传抗日的漫画外，还在《武汉日报》上发表长诗《长城》、《祖先的开拓》、《松花江怒吼了！》等。一九三八年八月，他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编过画报，教过美术，搞过木刻，还在冀中平原打过五年游击。一九四六年后开始发表短篇小说、独幕话剧和散文。后随《华北文艺》社进了北京，任《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一九五三至五四年，曾下乡体验生活，后任《文艺报》执行编委，《人民文学》副主编。在此期间，他先后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平原上》、《幸福》，小说、特写集《农村散记》，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童话《小燕子万里飞行记》，论文集《论概念化公式化》等，一九五七年他以影响一时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署名何直）而被错划为右派，迁至广西，“文革”后调北京工作，现任《当代》主编。
秦兆阳下乡体验生活的地方，正是他为之战斗过、保卫过的冀中平原，他是十分稚熟的；但他找到“特写”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却是受到了当时文学氛围的启迪。“特写”，源出于电影里的“特写”镜头，意思是将摄影镜头推近，集中一点，加以放大并延续时间，以造成对观众的强烈印象。苏联文学界将它引入文学创作后，指的是一种介乎“新闻”和“文学”（主要是小说）之间的写作样式，大体相当于西方的“报告”（文学）。建国初期，“特写”的概念及作品介绍到我国之后，对当时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象收在《朝鲜通讯报告选》里的一些文章，如白艾的《鹰》，陆柱国的《中华男儿》，胡奇的《一个志愿担架员》，以及韩希楔的《高射炮手》等，都已突破了“通讯”的固有写法而较多地借用了小说的叙写语言，艺术氛围已相当浓烈。但这只还是最初的尝试，真正取得创作上突破性的成果大抵在五三年前后才开始出现——而秦兆阳的许多作品，正好开了这种“特写”的风气之先。
《王永淮》、《姚良成》、《老羊工》等人物特写的创作，无论是从反映生活的厚度来看，还是从艺术表现的力度来看，它出现在当时都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对《包身工》等早期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来说，是“承前”，而对以后的《祁连山下》等优秀作品来说，则是“启后”。作为一个中间“环节”，这些作品在报告文学的发展中理应占有一个独立的地位。
《王永淮》，写的是河北邢台一个山区区长王永淮热爱家乡，扎根山区，带领群众改变旧面貌，建设新山乡的事迹。他当选了副县长后仍不离山区，不改本色，深受乡亲们的拥护与爱戴。作品作旁叙介（通过一个农业社的会计之口），以“我”的思想转变为反衬，使文章“视角”新颖，表现亲切，增强了生活实感和说服力量；永淮的叔、婶，他的媳妇，还有众乡亲们，教写得活脱、鲜明；永淮开阔的胸襟，乐观的性格，特别是他渴求掌握文化的欲望，都被表现得址分动人，这篇特写，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五十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基层干部的生动形象精神风貌。
《姚良成》，写了一个被群众称为是“地仙”的植树造林能手的先进事迹。他自己“在石头上扎下根儿”还不算，他认为农牧林合作社的建立、全山区的人都“扎了根儿”，这才叫“扎社会主义的根”。这样，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要“咱有手有心，就能！”显然，这是一个既有传统传统农民坚韧执着、聪明智慧特点，又有新时代农民眼光远大、心怀宽广优长的农村新人。作品首尾是作者的叙介，骤然而起，戛然而落，既干净利利落又发人深思；主体部分全以主人公姚良成“自述”的形式展开，活泼而富有个性，读来娓娓动听，引人入胜。
《老羊工》，可以说是《姚良成》的姊妹篇。前者写植树造林，这篇写养羊放牧。文章以第三人称叙写以人物对话、心理描绘、氛围渲染等多种手段活灵活现地浮雕了老羊工冯常福的真实形象。王县长在大会上说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的话，以及“羊工代表大会”的即将召开，使他觉得“自己虽然老了，生活的路子却反倒长远了宽阔了。”的确，“社会越进步，劳动人民就越能办出大事来，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象生活，就越发看得起自己”的议论，是意味深长的。《老羊工》和《姚良成》这两篇作品的成功，不仅在表现农村题材上开拓了新路，而且在描绘普通人上为报告文学创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秦兆阳这些作品的鲜明特色是：讲究整体的艺术构思，重视“叙述角”的变换，象上述三篇的视角就篇篇不同，叙述起来其效应亦篇篇各异，读之使人耳目一新；把表现人物（特别是农村的普通人）放在了创作的中心地立，大胆地摆脱了旧有的“以事带人”的习惯模式——他最初写的一些这类作品，如《祭灶》、《偶然听到的故事》、《晌午》等①，还有这种毛病，但越写越佳，终于完成了由“故事”而“人物”、由“以事带人”到“以人牵事”的观念转变，这在特写、报告的写作上是有很积极的意义的；较多地借用了小说的表现手法，在场景、对话、氛围等方面的描绘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他的这些特写的浓郁生活气息、鲜明人物形象、朴素生动语言，都给读者宵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尽管秦兆阳在特写的小说化上，在提高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上，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在过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秦兆阳这些极富才气的作品却被湮没、冷落了。这是不公正的。应该恢复它们在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的合理地位，弥合这一段人为的“空缺”。
和秦兆阳汲取“特写”营养、走出自己的新路不同，徐迟从西方“报告”获取启示，开创了一条报告文学的坦途。
徐迟，一九一四年生，浙江省吴兴县人。他在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和散文，著有《二十岁人》、《最强音》（诗集）、《美文集》（散文集）、《狂欢之夜》（小说集）等。除创作外，译著亦颇丰。解放后，他先后访问了祖国许多城市、农村和基本建设的工地，出版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特写）、《战争·和平·进步》、《美丽·神奇·丰富》、《共和国的歌》（诗歌）等多种文集、诗集。一九七八年，他的著名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问世。一九七九年，他编选并出版了《徐迟散文选集》。
徐迟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有着十分丰富的阅历；对生活的激情历久不衰，喜游好动（人称“满天飞”），具有广博的见闻；能诗善文，学兼中外，文化艺术的修养较深——正是这种种因素，使他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火中的凤凰》写于一九五二年，虽然当时尚未完稿，然而这是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
关于此文，作者在收入文集时有一段说明：
《火中的凤凰》是为悼念郑振铎同志而写的①。原计划写他的一生，共分八章：瓯江、道岔、欧游、笺谱、劫余、凤翔、定陵、星陨。已完成五章，在十年大动荡中被遗失掉了。只找回两章，即收入集中的，写成于一九五二年。星陨一章于一九六二年写成，怀着深沉的感情，写他出国访问途中，飞机进入了垂直气流，超过了它的突风负荷，失事牺牲。不知何日还能恢复重写，屈指他星陨逾二十年了。①
《火中的凤凰》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它计划再现现代著名作家郑振译的一生，仅从“劫余”及“凤翔”两章的笔墨、气度来看，这篇作品规模宏大，气势开阔，构想不凡，如果它得以完篇，那么，象这样长篇巨制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坛上是实为罕见的；第二，早在五十年代初，它就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翔实地记写了他们在自己所擅长的学术领域里的艰辛劳动，讴歌了他们对祖国文化事业的卓越贡献，这不仅在当代文学史上开了颂赞知识分子历史功绩的先河，而且在作者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也具有开拓的意义，显示了他熟悉并长于表现知识分子题材的艺术才能；第三，这篇作品诗情奔涌，文势流荡，境界高远不俗，辞采富丽堂皇，由此可以见出作者报告文学的艺术风格已大体形成。
《祁连山下》写于一九五六年，发表于一九六二年，是作者的一篇力作。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当时的文艺界及广大读者中间都曾获得很好的评价，它成功地奠定了徐迟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的地位。它主要写的是献身于敦煌艺术的画家、美术史家常书鸿的动人事迹。在这篇文学性的大型报告里，作者以气势磅礴的笔力，绚烂多彩的文字，为我们清晰地追摄了主人公跋涉于艺术峰巅的坚实足迹。在这里，人物活动的舞台是那样广阔，呈现着生活本身无比的丰富、曲折和神奇；而事件的时代色彩又是那样鲜明，以至拉开一场场帷幕时，读者恍如身临其境，嗅到了那特有的生活的气息。上下几千年，作者任情驱驰；纵横数万里，作者抒写自如。举凡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事业上的辛劳多艰，生活上的流迁动荡，爱情上的离合挫折，以及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无不一一纳诸笔端。正是在这样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上，主人公常书鸿的形象得到了有力的描绘，他的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矢志不移的献身精神被刻画得那样的光彩焕发、真挚感人。
为着达到艺术地反映这一广阔生活画卷的目的，《祁连山下》采取了三条线索交错发展的表现方法。一条线索写常书鸿在事业上的追求，由巴黎而桂林，由桂林而重庆，由重庆而敦煌，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在事业上的“归宿”。这是作品的主线。另一条线索写他和叶兰在爱情上的离合。这位“青春美貌，无忧无虑，欢天喜地，聪明伶俐”的女雕塑家，虽不无勉强但仍然伴着他从巴黎一直走到了敦煌，而在常书鸿心灵震悚地伫足于《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前，决心舍身侍奉艺术的那“决定性”的一刹间，她却在这“千佛宝殿”的门槛外停下步来，井象那“飞天”一样偷偷地从他身边飞走了，而且一去不回！写“她”是为了更好地写“他”。作为艺术上的一个有力的反衬，她的思想和性格上的所有弱点，恰恰都映付出了他的不同凡响的思想光辉。还有一条线索写他和地质学家孙健初的友谊。他在失去爱情的同时，却得到了诚挚的友情。如果说他和叶兰虽为夫妻实乃“同床异梦”的话，那么，他和孙健初作为挚友却是“一见倾心”。爱国主义感情和为科学与艺术的献身精神把这两颗灼热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显然，这条线索对刻画主人公的形象同样起了烘托的作用。
写这一正一反的两条副线，固然有上面所说的艺术上的考虑，但主要的还是为了表现生活的真实。和叶兰的爱情曾一度给他的艺术注入了活力；而和孙健初的邂逅才把他从濒死的边缘解救出来。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当然，在最初发表的作品中，后一条线索有点和文章的主线游离，三条线索还未能达到“浑然一体”的境地，但经过作者的认真改动，收在《哥德巴赫猜想》一书中的《祁连山下》，应该说这个毛病得到了较好的克服。
在艺术创作上，徐迟具有孜孜以求的探索的勇气。继《祁连山下》之后，他在一九六五年写成了《牡丹》一文①。这篇文章内容丰富，技法圆熟，标志了作家在报告文学写作艺术上的成熟。
《牡丹》写的是汉剧名伶“魏紫”和“姚黄”的故事。这两朵并蒂牡丹是汉剧老艺人“牡丹花”董瑶阶的两个女弟子，一个唱青衣，一个演花旦，真是天资聪慧，演技卓绝，挑帘登场即蜚声梨园。但正当她们欲在艺术的“天国”里展翅高翔时，她们却一下子由云端跌入了丑恶而冷酷的人世，各自演出了一出真实而凄楚的“大悲剧”！作者在故事一开头就写道：“看戏的人往往只知道前台的戏。他们不知道后台也有戏。前台的戏，极尽悲欢离合。后台一样如此。还往往比前台的戏更悲，更欢，离合际遇更离奇。因为前台的戏是戏，后台的却是生活本身。”是的，作者以娓娓动听的叙述把读者的视线引向了“后台”，使他们透过那舞台艺术灿烂的光辉，瞥见了那“一片惨淡昏暗的底色”；从那抑扬的音乐、喧闹的锣鼓声中，听到了那“一阵阵的吸泣之声”，作品的思想是深厚的。它通过那样淋漓尽致的艺术描绘不是让人们仅仅看到魏紫、姚黄个人悲欢离合的遭际，把她们的悲剧看作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解剖，使人们看到那昔日女性表演艺术家普遍的历史命运，并进而提出了戏剧艺术如何更好地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新女性的问题。
《牡丹》的构思是富有特色的。说故事的形式不仅使内容的叙述显得亲切、真实，而且便于发挥、议论，提高作品的思想意义。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舞台前后，让其接着生活本来的逻辑行动，充分展现人物的个性。如魏紫的深沉而倔强，她的坎坷曲折的不幸命运以及她在艺术创造上的每一次停滞与突破、成功与失误、痛苦与欢乐，都得到了生动的刻画，使她的形象在读者心目中血肉丰满地矗立起来。
在一九六五年江青等人正以戏剧为“突破口”大造篡党夺权舆论的时候，作家有勇气书写汉剧发展的历史，表现其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的巨大成就，给这些“美”的创造者以崇高的历史地位，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尖锐住和故斗意义。无怪乎它一完篇，就被判定是一株“大毒草”，并作为作者最重要的一条“罪证材料”而附入了档案袋。但它毕竟是一件经得起考验的艺术品，在经过了十二年的“冷藏”之后，终于放出了熠熠的光彩。
除了上述几篇作品外，这一时期作者还写有《鱼的神话》等特写及一些游记。
力求艺术地再现生活的本来面貌，是作者创作时所刻意追求的目标。他在观察生活、认识现实时，不仅是以一个“作家”的眼光去搜索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而细微的活动，而且还往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去探究事物的进程和更加开阔的背景。因此，他在描绘生活、反映现实时，就能够做到纵横交织、点面结合，深度与广度相统一。在他笔下，生活不是特地被剪裁过的精致而零碎的片断，而是保持了全部丰富、生动性的波澜壮阔的完整的画卷。这也正是他的作品之所以历史感很强，具有相当的厚度，而且结构宏伟、气势壮阔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从《火中的凤凰》里，了解到了我国重要典籍（特别是善本书）的收藏、流布情况：从《祁连山下》里，了解到了一般美术史的知识及敦煌艺术的今昔；同样，我们从《牡丹》一文中，看到了汉剧发展的脉络。
徐迟的诗人的气质使其作品洋溢着浓烈的激情。凡是他较为成功的作品，都是他扔掉了束缚着他的心灵的锁链，觉得进入了自由、舒展的境地时放手挥洒、尽情倾吐的篇章。如他在《祁连山下》里对常书鸿在第四二八洞萨埵那太子壁画故事前心灵震惊的描绘，在《牡丹》里对魏紫婚后在“新房”即囚室中面向四壁明镜暗自演唱的情景的刻画，都是“外境”与“内情”相融合、“画意”与“诗情”相辉映的精彩笔墨，相反，他有些缺乏激情、未能放开写的作品，则大都是失败的。
和他的作品内容相适应，他的文章的语言是华美、奔放、随心舒卷的。古典的骈文，欧化的句式，讲究修饰的书面词语，朴素本色的口语白话，他都择善而取，兼收并蓄，形成了他所特有的文风。
徐迟有些作品注意了文学加工而忽视了事件的真实性；个别文章语言不够通顺、规范，这是他的作品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