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杨朔（一九一三——一九六八）是在散文创作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原名杨毓瑨，字莹叔，一九三七年后改用现名，山东省蓬莱县人。一九二六年小学毕业，一九二九年随舅父到关外谋生，在哈尔滨一家英商洋行里当办事员。在此期间，他一面做事，一面在一所英文学校里攻读英语，井跟随一位前辈研习中国古典诗文。他搞过一些翻译，写过一些旧体诗词，这些文学素养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九·一八”东北沦陷之后，他不甘于在日寇铁蹄下生活，愤然离哈赴沪，集资筹办了“北雁”出版社，拟出抗日进步书籍。抗战爆发后，他到了武汉，开始写作抗日救亡的文章。这年冬天，杨朔至延安。不久，又离延安到西北各地，于一九三八年辗转到了广州。在这里，他完成了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的写作。这部反映陕北革命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曾在广州《救亡日报》的“副刊”上连载，第二年由生活书店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在此期间，他还写了一些通讯特写，集印成书后名为《潼关之夜》①。
一九三九年杨朔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到达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此后就留在那里，随同八路军转战于山西、河北一带。这期间，他写了一些歌颂抗日英雄、反映抗日斗争的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
一九四二年杨朔从敌后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了三年多。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得到很大的提高。他曾这样自抒当时的情怀：“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②，表现了他决心为革命、为人民献身的精神。这可视为他创作的第一阶段，也可说是他的“试笔期”。此间创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较一般。
日寇投降后，他到宣化龙烟铁矿蹲点，第一次比较长时间地深入工人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篇小说《红石山》，塑造了胡金海、殷冬水、董长兴三个生活道路不同、性格各异的矿工形象。这是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开风气之先”的一部作品。解放战争打响后，杨朔转入部队，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还担任过师政治部领导工作，随大军跋山涉水，转战于华北一带，参加过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和平津战役。根据和指战员日夜相处所了解的丰富素材，他写了《北黑线》、《英雄列车》、《血书》等十多篇反映人民解放军英勇故斗事迹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北线》和《望南山》①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前者表现了晋察冀野战军的战斗历程，后者描绘了原察南某解放区群众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作斗争，直至迎来解放军、重获翻身的故事。这一时期可视为他创作的第二阶段，是其创作的重要“发展期”。在此期间，他的思想和笔墨都得到了重要的磨砺。
建国后，杨朔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如果说一九五○年写出的反映铁道兵生活的中篇小说《锦绣山河》还没有什么新的突破的话，那么，一九五二年完成的《三千里江山》则引起了文艺界的普遍注意。这部小说通过对一支中国铁路工人志愿援朝大队在护桥斗争中英雄事迹的描写，刻画了姚长庚、姚志兰、吴天宝、车长杰等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爱祖国，爱人民，爱正义，爱和平”②的崇高品德。《三千里江山》不论在思想上或是艺术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把普通工人作为表现的主体！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了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表现人的思想时，重视对其真挚情感的揭示；注意了从人民生活中提炼朴素、清新、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由于小说在这几个方面有其新探索，因此，发表①后立即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建国初期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一九五四年杨朔回国后，又到祖国西北和东南沿海各地采访，写出了《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滇池边上的报春花》、《厦门港的风浪》等通讯、散文。这是他创作的第三阶段，也是他创作的“收获期”，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一九五六年以后，作者倾全力于散文创作。除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描写志愿军英勇战斗故事的长篇小说《洗兵马》第一卷《风雨》②外，他出版了多部散文集：《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这是他创作的“成熟期”或“丰收期”，是他全部创作的一个辉煌的“峰巅”。
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杨朔受到了残酷迫害。即使在如此的逆境中他依然不忘自己的创作，曾激动地对人说：“我多么渴望写作啊！我要歌颂祖国和人民，写更多的新东西。歌颂这些又有什么错误呢！还有那本《洗兵马》，我还没有写完……”③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他带着终生的遗恨离开了人世，年仅五十五岁！
杨朔是一位踏实、勤奋而又富于艺术才华的优秀作家。他在三十年的文学生涯里，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反映了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人民的生活与斗争。他曾这样深情他说过：“生活是一片大海，跳进去吧，跳进去吧。”①他不仅这样呼唤，更这样行动。他在部队里、在前线上呆的时间很长。他的《三千里江山》是在“头上常有空战，炮战”、“碰上大轰炸，火光照得满院锃亮，窗门乱晃”②的前线山村里写成的。他的许多散文也“常常是在斗争间歇当中，抓起笔来”成篇的③。他热爱人民，忠于人民，愿做人民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决不做漂在水上的“一滴油”。他认为那些“报纸上不见他的姓，传记上不见他的名”的普通人，那些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主人，他渴望表现他们。他在写作上遵循艺术规律，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反对那些主观唯心主义的条条框框。他认为作品的主题是对生活思索的结果，应自自然然地凝结而成而不能“勉强预定”：“英雄并非天神，而是人”；是许许多多平常人，经过培养锻炼，在一定条件下开放出的“花朵”④；一部作品如果只有“思想”而没有“感情”，那么它作为作品的灵魂也是“死的灵魂”，不能真正打动人，而“在正当的思想基础上，这种最直接的感情常常能够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⑤。这些实践和主张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杨朔文学创作的成绩是多方面的，有小说、通讯、散文、诗词、儿童故事等多种体裁的作品，但总的看来，他的文学成就越来越显著地表现在散文上。他是开国以来人们公认的第一流的散文作家。解放前，他的散文大多象是记者写的“实录”，报道性较强，有的语言还有点知识分子腔。建国之后，杨朔的散文创作越来越讲求整体的艺术构思，抒情性逐渐增强，注意在锤炼语言上狠下功夫。如《平常的人》对话生动，结尾含蓄，已可看出风格转变的端倪。《春在朝鲜》形散神聚，结构严谨，篇未已富诗意。《戈壁滩上的春天》写“人民动手创造着灿烂的好光景”，“春天”含双关语义，已较多摆脱了“通讯”的束缚，《滇池边上的报春花》写昆明各族人民和睦共处，生活在真正的春天里的幸福情景，文章之妙已透出杨朔散文渐入佳境的信息。从一九五六年的《香山红叶》起，杨朔完成了他散文风格的转变，写出了《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一系列情文并茂的优秀作品，形成了以浓郁诗意为其主要特色的个性风格，开拓了一条散文创作的新路。
杨朔（一九一三——一九六八）是在散文创作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原名杨毓瑨，字莹叔，一九三七年后改用现名，山东省蓬莱县人。一九二六年小学毕业，一九二九年随舅父到关外谋生，在哈尔滨一家英商洋行里当办事员。在此期间，他一面做事，一面在一所英文学校里攻读英语，井跟随一位前辈研习中国古典诗文。他搞过一些翻译，写过一些旧体诗词，这些文学素养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九·一八”东北沦陷之后，他不甘于在日寇铁蹄下生活，愤然离哈赴沪，集资筹办了“北雁”出版社，拟出抗日进步书籍。抗战爆发后，他到了武汉，开始写作抗日救亡的文章。这年冬天，杨朔至延安。不久，又离延安到西北各地，于一九三八年辗转到了广州。在这里，他完成了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的写作。这部反映陕北革命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的小说，曾在广州《救亡日报》的“副刊”上连载，第二年由生活书店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在此期间，他还写了一些通讯特写，集印成书后名为《潼关之夜》①。
一九三九年杨朔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到达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此后就留在那里，随同八路军转战于山西、河北一带。这期间，他写了一些歌颂抗日英雄、反映抗日斗争的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
一九四二年杨朔从敌后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了三年多。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得到很大的提高。他曾这样自抒当时的情怀：“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②，表现了他决心为革命、为人民献身的精神。这可视为他创作的第一阶段，也可说是他的“试笔期”。此间创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较一般。
日寇投降后，他到宣化龙烟铁矿蹲点，第一次比较长时间地深入工人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篇小说《红石山》，塑造了胡金海、殷冬水、董长兴三个生活道路不同、性格各异的矿工形象。这是反映工人生活和斗争的“开风气之先”的一部作品。解放战争打响后，杨朔转入部队，担任新华社特派记者，还担任过师政治部领导工作，随大军跋山涉水，转战于华北一带，参加过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和平津战役。根据和指战员日夜相处所了解的丰富素材，他写了《北黑线》、《英雄列车》、《血书》等十多篇反映人民解放军英勇故斗事迹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北线》和《望南山》①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前者表现了晋察冀野战军的战斗历程，后者描绘了原察南某解放区群众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作斗争，直至迎来解放军、重获翻身的故事。这一时期可视为他创作的第二阶段，是其创作的重要“发展期”。在此期间，他的思想和笔墨都得到了重要的磨砺。
建国后，杨朔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如果说一九五○年写出的反映铁道兵生活的中篇小说《锦绣山河》还没有什么新的突破的话，那么，一九五二年完成的《三千里江山》则引起了文艺界的普遍注意。这部小说通过对一支中国铁路工人志愿援朝大队在护桥斗争中英雄事迹的描写，刻画了姚长庚、姚志兰、吴天宝、车长杰等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爱祖国，爱人民，爱正义，爱和平”②的崇高品德。《三千里江山》不论在思想上或是艺术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把普通工人作为表现的主体！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了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表现人的思想时，重视对其真挚情感的揭示；注意了从人民生活中提炼朴素、清新、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由于小说在这几个方面有其新探索，因此，发表①后立即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建国初期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一九五四年杨朔回国后，又到祖国西北和东南沿海各地采访，写出了《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滇池边上的报春花》、《厦门港的风浪》等通讯、散文。这是他创作的第三阶段，也是他创作的“收获期”，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一九五六年以后，作者倾全力于散文创作。除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描写志愿军英勇战斗故事的长篇小说《洗兵马》第一卷《风雨》②外，他出版了多部散文集：《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这是他创作的“成熟期”或“丰收期”，是他全部创作的一个辉煌的“峰巅”。
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杨朔受到了残酷迫害。即使在如此的逆境中他依然不忘自己的创作，曾激动地对人说：“我多么渴望写作啊！我要歌颂祖国和人民，写更多的新东西。歌颂这些又有什么错误呢！还有那本《洗兵马》，我还没有写完……”③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他带着终生的遗恨离开了人世，年仅五十五岁！
杨朔是一位踏实、勤奋而又富于艺术才华的优秀作家。他在三十年的文学生涯里，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反映了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人民的生活与斗争。他曾这样深情他说过：“生活是一片大海，跳进去吧，跳进去吧。”①他不仅这样呼唤，更这样行动。他在部队里、在前线上呆的时间很长。他的《三千里江山》是在“头上常有空战，炮战”、“碰上大轰炸，火光照得满院锃亮，窗门乱晃”②的前线山村里写成的。他的许多散文也“常常是在斗争间歇当中，抓起笔来”成篇的③。他热爱人民，忠于人民，愿做人民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决不做漂在水上的“一滴油”。他认为那些“报纸上不见他的姓，传记上不见他的名”的普通人，那些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主人，他渴望表现他们。他在写作上遵循艺术规律，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反对那些主观唯心主义的条条框框。他认为作品的主题是对生活思索的结果，应自自然然地凝结而成而不能“勉强预定”：“英雄并非天神，而是人”；是许许多多平常人，经过培养锻炼，在一定条件下开放出的“花朵”④；一部作品如果只有“思想”而没有“感情”，那么它作为作品的灵魂也是“死的灵魂”，不能真正打动人，而“在正当的思想基础上，这种最直接的感情常常能够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⑤。这些实践和主张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杨朔文学创作的成绩是多方面的，有小说、通讯、散文、诗词、儿童故事等多种体裁的作品，但总的看来，他的文学成就越来越显著地表现在散文上。他是开国以来人们公认的第一流的散文作家。解放前，他的散文大多象是记者写的“实录”，报道性较强，有的语言还有点知识分子腔。建国之后，杨朔的散文创作越来越讲求整体的艺术构思，抒情性逐渐增强，注意在锤炼语言上狠下功夫。如《平常的人》对话生动，结尾含蓄，已可看出风格转变的端倪。《春在朝鲜》形散神聚，结构严谨，篇未已富诗意。《戈壁滩上的春天》写“人民动手创造着灿烂的好光景”，“春天”含双关语义，已较多摆脱了“通讯”的束缚，《滇池边上的报春花》写昆明各族人民和睦共处，生活在真正的春天里的幸福情景，文章之妙已透出杨朔散文渐入佳境的信息。从一九五六年的《香山红叶》起，杨朔完成了他散文风格的转变，写出了《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一系列情文并茂的优秀作品，形成了以浓郁诗意为其主要特色的个性风格，开拓了一条散文创作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