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杨朔散文的艺术特色]
第三节 杨朔散文的艺术特色
杨朔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早期的钻研古典诗词、酷爱诗歌创作，是他个性和气质最真实、最自然的流露与显现。他自己曾悦过：“我该是个诗人！”③但革命战争把他推向了小说和通讯。他在他创作的前三个阶段里一直是交叉并进地写作着这两种文体，基本上抑制着他的“诗魂”。从《香山红叶》等文章的创作开始，他才找到了自己诗情的喷吐口，一发而不可收地酿制了一篇篇贮满诗意的散文，使作家和作品、为人和为文、气质和风格得到了比较的一致，相对的统一，使他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杨朔散文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杨朔式的“诗体散文”。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这在散文写作上是独树一帜的。他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①“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象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文字，然后写成文章。”②这不啻是他在散文艺术王国里的勇敢宣言！散文，历来就是“直说”，所谓“直陈其事”，“直抒其情”，只是讲究“情文并茂”而已；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虽写出了不少情境交融的佳作，相当注重炼意和锤句，开始使散又贮满了诗意，但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艺术主张，也没有把这种倾询贯彻于他的全部作品。杨朔则不同，他努力标新，大胆走自己的路，揭出了“以诗为文”的大旗，并以自己丰厚的艺术实践证明了它的可行与成功——这正是他比他的前辈们高明、出新的地方。
杨朔散文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其境界优美、诗意盎然。
他是造“境”的能手。场面、对话、景观、氛围，他只消精练的几笔白描就能使意境全出，神情毕肖。如在《海市》中，他写奇异的海上幻景，把个海市蜃楼写得影影绰绰、飘飘缈缈，使人读之大有仙风扑面之感；在《泰山极顶》中，他写山是“眉目分明”，写古松是颜色“浓得好象要流下来”，在他的笔下，天光山色，流水松涛，“整个山河都在欢腾着”；在《雪浪花》中，姑娘们嬉戏海边观赏浪花击打礁石、“老泰山”妙语解疑的场面，是那般欢快、奇警，富有境界；而在《荔枝蜜》中，“我”沉吟地望着远方，辛劳的农民们正在水田里俯身插秧，画面又是那般开阔、静谧，令人逻想，杨朔的散文，篇篇都有它独异的艺术天地，而且往往是开篇即能引人入胜，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当代散文家里，象他这样具有很强造“境”腕力的作者似难寻觅。
由于他的散文是“当诗一样写”的，所以很自然地它们就诗意盎然。这个“诗意”，主要表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上。象《泰山极顶》里，以“倒展”开来的“一幅规模惊人的青绿山水画”为贯穿线索，当它“露出画卷最精彩的部分”时，文势突然翻跌，点出“我们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的主题，首尾圆合，浑然一体，在思想升腾中溢满了浓郁的诗意；在《香山红叶》里，“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双关写法，使香山“红叶”和“老向导”随着文章内容的渐次展开而逐步靠拢、贴近，终于相互沟通，融为一体，在象征的巧用中漾出了新清的诗意；《茶花赋》中，一句“童子面茶花开了”象诗眼一样，使画出“祖国”面貌特色的“难题”迎刃而解，全文诗意顿生；《樱花雨》中，君子“忍不住”悄声所说的“敢情是罢工吧”一句话，以及她柔和眼神中跳出来的”两点火花”，使“我”深感“错看”了她，“想不到在这个怯生生的心灵里，也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在一“抑”一“扬”中使思想升华为动人的诗章。其它，象一只蜜蜂，一堆蚁山，一颗宝石，一盏小灯，一簇浪花，一弯夜月，一尊“鹤首”，一泓泉水，在杨朔笔下也都抹上了“诗”的色彩。他曾这样说过：“你在斗争中，劳动中，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使你激昂，使你欢乐，使你忧愁，使你深思，这不是诗又是什么？凡是遇到这样动情的事，我就要反复思索，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①杨朔总是这样在生活中寻觅“诗意”的：他一旦动情就苦苦思索内里的“底蕴”，并凭着他“自有诗心如火烈”的气质、意匠，把它“化”为作品的诗思、境界，这样，自然就“散文亦是好诗篇”②了，”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杨朔的散文多写得往复三折，布局精巧。他的文章讲究“起笔”，一般总是先声夺人，起势不凡；然后就波澜跌宕，往复三折，极尽“转弯”之能事，以收“曲径通幽”之妙；最后，多是“卒章显志”，认识骤然升华，顺势翻出新意，从容“点睛”，含蓄止笔。他的这种严谨的结撰功夫，使他的散文作品酷似精心修剪的盆景艺术。
另外，他的散文的语言是清新俊逸、雅俗共赏的。他写惯了小说，所以“口语”是其文章的底色；他又精通古典，擅长外语，因而又不时地糅入一些颇为雅致的书面词语。这样，就形成了他作品可读、耐读的特有语言风格。
但杨朔散文也是有其明显缺点的。这个缺点我们可以从更高的美学的层次上来认识它。他的散文除了人们常常说到的具有“诗魂”之外，实际上，它还同时具有通讯性和小说化倾向。这是和他由写通讯、小说（而且写了那样长时间）走向写散文分不开的。艺术散文的题村多为往事回忆（或“回忆”与“现实”的交织），杨朔则不然，他的散文的题材都是相当“现实”的，不是“忆旧”而是“追新”，是未经沉淀的新生活的掠影。早先的《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石油城》是这样，后来的《香山红叶》、《雪浪花》还是这样。这一方面固然增强了艺术散文的现实感，使它保持了和生活同步的“新”面貌（这是非常可贵的，是杨朔散文的一大优长）；但另一方面却留下了报道气的痕迹。如《海市》，总感到它是报道长山列岛今昔巨变的。《雪浪花》，总感到它是记写“老泰山”遭际、性情的。这样，文章的客观性就会挤压主观性，“它”或“他”就势必会排斥“自我”。这种残存的通讯性，不能不影响艺术散文个性和感情的充分发挥。小说化倾向也是如此。《雪浪花》最典型，它发表后曹禺最早评论这篇作品，就说它是一篇“好小说”①。象这样刻画人物、讲究故事的文章还有《香山红叶》、《海天苍苍》、《百花山》、《黄海日出处》等。即使是象《茶花赋》、《荔枝蜜》这样的作品，那里面也有“普之仁”、“老梁”这样的人物（其实，他们是完全何以更加“淡化”、“虚化”的）。多出现人物，多使用对话，这几乎成了他散文的一个特点。这些，和诗化倾向结合起来，就较多、较重地偏离了艺术散文的内在轨迹。可以说：杨朔散文是独特的、新颖的、有创造的；但它并没有全面体现、充分发挥艺术散文的美学特质。表现“自我”的不足（他几乎没有一篇写“主体”，写“内宇宙”的作品），这是通讯性所造成的：作品人工气的存在，这是小说化的必然影响；文章雕凿痕迹较重、失之太“做”，这又是诗化主张带来的结果——看来，他在进行大胆艺术探索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散文虽然与诗毗邻，但它永远是散文而不是诗。把散文写成诗（杨朔散文实际上是以“诗”为主导的“多声部”大合唱，交响乐），并不是散文的坦途。但杨朔毕竟是大手笔，所以他还是大致把握住了作品的“火候”、“度量”，做到了独辟蹊径、自成一体；那些学步者也走此“途”（这本非“正道”），则“东施效颦”，了无成就，这是杨朔不能负责的。至于指斥杨朔“粉饰”，更加离谱，既乏“知人”，又未“论世”。评价这样一位有才华、有创新而又有勇气、有操守的优秀艺术家，是应该更严谨、科学，实事求是的。
杨朔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早期的钻研古典诗词、酷爱诗歌创作，是他个性和气质最真实、最自然的流露与显现。他自己曾悦过：“我该是个诗人！”③但革命战争把他推向了小说和通讯。他在他创作的前三个阶段里一直是交叉并进地写作着这两种文体，基本上抑制着他的“诗魂”。从《香山红叶》等文章的创作开始，他才找到了自己诗情的喷吐口，一发而不可收地酿制了一篇篇贮满诗意的散文，使作家和作品、为人和为文、气质和风格得到了比较的一致，相对的统一，使他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杨朔散文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杨朔式的“诗体散文”。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这在散文写作上是独树一帜的。他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①“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象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文字，然后写成文章。”②这不啻是他在散文艺术王国里的勇敢宣言！散文，历来就是“直说”，所谓“直陈其事”，“直抒其情”，只是讲究“情文并茂”而已；现代散文大家朱自清虽写出了不少情境交融的佳作，相当注重炼意和锤句，开始使散又贮满了诗意，但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艺术主张，也没有把这种倾询贯彻于他的全部作品。杨朔则不同，他努力标新，大胆走自己的路，揭出了“以诗为文”的大旗，并以自己丰厚的艺术实践证明了它的可行与成功——这正是他比他的前辈们高明、出新的地方。
杨朔散文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其境界优美、诗意盎然。
他是造“境”的能手。场面、对话、景观、氛围，他只消精练的几笔白描就能使意境全出，神情毕肖。如在《海市》中，他写奇异的海上幻景，把个海市蜃楼写得影影绰绰、飘飘缈缈，使人读之大有仙风扑面之感；在《泰山极顶》中，他写山是“眉目分明”，写古松是颜色“浓得好象要流下来”，在他的笔下，天光山色，流水松涛，“整个山河都在欢腾着”；在《雪浪花》中，姑娘们嬉戏海边观赏浪花击打礁石、“老泰山”妙语解疑的场面，是那般欢快、奇警，富有境界；而在《荔枝蜜》中，“我”沉吟地望着远方，辛劳的农民们正在水田里俯身插秧，画面又是那般开阔、静谧，令人逻想，杨朔的散文，篇篇都有它独异的艺术天地，而且往往是开篇即能引人入胜，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当代散文家里，象他这样具有很强造“境”腕力的作者似难寻觅。
由于他的散文是“当诗一样写”的，所以很自然地它们就诗意盎然。这个“诗意”，主要表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上。象《泰山极顶》里，以“倒展”开来的“一幅规模惊人的青绿山水画”为贯穿线索，当它“露出画卷最精彩的部分”时，文势突然翻跌，点出“我们分明看见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的主题，首尾圆合，浑然一体，在思想升腾中溢满了浓郁的诗意；在《香山红叶》里，“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双关写法，使香山“红叶”和“老向导”随着文章内容的渐次展开而逐步靠拢、贴近，终于相互沟通，融为一体，在象征的巧用中漾出了新清的诗意；《茶花赋》中，一句“童子面茶花开了”象诗眼一样，使画出“祖国”面貌特色的“难题”迎刃而解，全文诗意顿生；《樱花雨》中，君子“忍不住”悄声所说的“敢情是罢工吧”一句话，以及她柔和眼神中跳出来的”两点火花”，使“我”深感“错看”了她，“想不到在这个怯生生的心灵里，也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在一“抑”一“扬”中使思想升华为动人的诗章。其它，象一只蜜蜂，一堆蚁山，一颗宝石，一盏小灯，一簇浪花，一弯夜月，一尊“鹤首”，一泓泉水，在杨朔笔下也都抹上了“诗”的色彩。他曾这样说过：“你在斗争中，劳动中，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使你激昂，使你欢乐，使你忧愁，使你深思，这不是诗又是什么？凡是遇到这样动情的事，我就要反复思索，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①杨朔总是这样在生活中寻觅“诗意”的：他一旦动情就苦苦思索内里的“底蕴”，并凭着他“自有诗心如火烈”的气质、意匠，把它“化”为作品的诗思、境界，这样，自然就“散文亦是好诗篇”②了，”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杨朔的散文多写得往复三折，布局精巧。他的文章讲究“起笔”，一般总是先声夺人，起势不凡；然后就波澜跌宕，往复三折，极尽“转弯”之能事，以收“曲径通幽”之妙；最后，多是“卒章显志”，认识骤然升华，顺势翻出新意，从容“点睛”，含蓄止笔。他的这种严谨的结撰功夫，使他的散文作品酷似精心修剪的盆景艺术。
另外，他的散文的语言是清新俊逸、雅俗共赏的。他写惯了小说，所以“口语”是其文章的底色；他又精通古典，擅长外语，因而又不时地糅入一些颇为雅致的书面词语。这样，就形成了他作品可读、耐读的特有语言风格。
但杨朔散文也是有其明显缺点的。这个缺点我们可以从更高的美学的层次上来认识它。他的散文除了人们常常说到的具有“诗魂”之外，实际上，它还同时具有通讯性和小说化倾向。这是和他由写通讯、小说（而且写了那样长时间）走向写散文分不开的。艺术散文的题村多为往事回忆（或“回忆”与“现实”的交织），杨朔则不然，他的散文的题材都是相当“现实”的，不是“忆旧”而是“追新”，是未经沉淀的新生活的掠影。早先的《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石油城》是这样，后来的《香山红叶》、《雪浪花》还是这样。这一方面固然增强了艺术散文的现实感，使它保持了和生活同步的“新”面貌（这是非常可贵的，是杨朔散文的一大优长）；但另一方面却留下了报道气的痕迹。如《海市》，总感到它是报道长山列岛今昔巨变的。《雪浪花》，总感到它是记写“老泰山”遭际、性情的。这样，文章的客观性就会挤压主观性，“它”或“他”就势必会排斥“自我”。这种残存的通讯性，不能不影响艺术散文个性和感情的充分发挥。小说化倾向也是如此。《雪浪花》最典型，它发表后曹禺最早评论这篇作品，就说它是一篇“好小说”①。象这样刻画人物、讲究故事的文章还有《香山红叶》、《海天苍苍》、《百花山》、《黄海日出处》等。即使是象《茶花赋》、《荔枝蜜》这样的作品，那里面也有“普之仁”、“老梁”这样的人物（其实，他们是完全何以更加“淡化”、“虚化”的）。多出现人物，多使用对话，这几乎成了他散文的一个特点。这些，和诗化倾向结合起来，就较多、较重地偏离了艺术散文的内在轨迹。可以说：杨朔散文是独特的、新颖的、有创造的；但它并没有全面体现、充分发挥艺术散文的美学特质。表现“自我”的不足（他几乎没有一篇写“主体”，写“内宇宙”的作品），这是通讯性所造成的：作品人工气的存在，这是小说化的必然影响；文章雕凿痕迹较重、失之太“做”，这又是诗化主张带来的结果——看来，他在进行大胆艺术探索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散文虽然与诗毗邻，但它永远是散文而不是诗。把散文写成诗（杨朔散文实际上是以“诗”为主导的“多声部”大合唱，交响乐），并不是散文的坦途。但杨朔毕竟是大手笔，所以他还是大致把握住了作品的“火候”、“度量”，做到了独辟蹊径、自成一体；那些学步者也走此“途”（这本非“正道”），则“东施效颦”，了无成就，这是杨朔不能负责的。至于指斥杨朔“粉饰”，更加离谱，既乏“知人”，又未“论世”。评价这样一位有才华、有创新而又有勇气、有操守的优秀艺术家，是应该更严谨、科学，实事求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