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艾青的诗歌]
第二节 艾青的诗歌
艾青是个艺术生命保持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诗人。他原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一九一○年生于浙江省金华县一个地主家庭，小时寄养在本村贫穷农妇大叶荷（大堰河）家里，感受了劳动人民的苦难。读书以后接受了“民主”和“科学”的启发教育，向往进步和光明。一九二八年夏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半年后去法国半工半读学习绘画，“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①。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回到上海。
在巴黎，读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的诗成了他生命的一部份，他开始学写诗，表现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集会情景的《会合》是他的***作。回上海不久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同年七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大堰河——我的褓姆》，以伤感和怨愤的调子歌颂了用乳汁养育自己的贫穷农妇，向不公道的世界发出了咒语。这首诗震动了诗坛，成为诗人的成名作，从此“艾青”的名字进入了我国现代诗歌史。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狱。翌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大堰河》，收入《大堰河——我的褓姆》、《巴黎》、《芦笛》等诗作九首。
诗人于抗战爆发前夕离开上海，后辗转在武汉、山西临汾、西安、湖南新宁、桂林、重庆等地，投身大后方抗日救亡运动。这个时期他的诗作十分丰厚，呼唤民族生存和解放的声音虽然没有完全“拂去往日的忧郁”，但个人的悲欢已与时代的悲欢相融合，流淌着“战斗者的血液”②。他赞颂《吹号者》，擎着《火把》，《向太阳》歌唱（上述三篇为诗人这个时期写下的长诗）。一九四一年到延安，办过《诗刊》，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教过书，一九四五年八月任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离开延安，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一九四九年二月进北京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军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到延安后的诗作更贴近了革命现实，有的还采取了民歌体形式。这些诗以自信、明朗、奔放的格调歌唱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向“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发出了“黎明的通知”①。从一九三七年到建国前夕，诗人先后出版了《北方》、《他死在第二次》、《旷野》、《黎明的通知》、《愿春天早点来》、《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等诗集。
建国以后，艾青只有较短的歌唱期，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扼住了他的喉咙，从诗坛上消失了整整二十一年，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恢复了创作权利。然而诗人是勤奋的，短短几年，他一面忙于行政事务，一面为欢呼新生活和保卫世界和平而歌唱，到一九五七年先后出版了《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春天》、《海岬上》等诗集及长诗《藏枪记》、《黑鳗》。
《国旗》是艾青献给新中国的第一首歌。诗人朴实而诚挚地唱道：五星红旗是“美丽的旗”、“庄严的旗”、“革命的旗”、“团结的旗”，“我们爱五星红旗象爱自己的心”。建国之初的诗作还有《保卫和平》、《千千万万人朝着一个方向》、《可耻的旅行》、《亚细亚人，起来！》等。在这些诗作中最有特色的是《春姑娘》，它把春天描绘成一个给人们带来快乐、绿色和阳光的可爱的小姑娘：“她赤着两只脚，裤管挽在膝盖上；在她的手臂上，挂着一个大柳筐。”诗中跳动着单纯、明丽、欢快的激情，是诗人在刚刚开始的新生活面前充满着幸福感的心境的流露和表现。
一九五○年七月，诗人作为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赴苏访问。在访问过程中，他怀着激动的心情，以《宝石的红星》等十几首诗，抒写了异域异乡的风物情致，歌颂了中苏人民的友谊。回国以后，他又写下一些国际题材的诗，诸如《母亲和女儿》、《给希克梅特》、《献给亚非会议》等。
应该说，诗人建国之初的这些诗作，除了《春姑娘》、《宝石的红星》、《给乌兰诺娃》等少数篇章显露了真正的才情外，大部份是急就章，浮光掠影，缺少内在意蕴和感染力。对这种状况诗人自己也不满意。看来，真切地感受新时代的生活和恢复为长期的行政工作所阻滞了的形象思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九五二年，他辞去了《人民文学》副主编职务，有了较多的时间从事创作实践和艺术上的探索。
一九五三年，艾青回到故乡。作为故乡之行的成果，他写下《藏枪记》和《双尖山》。《藏枪记》是以民歌风格表现浙东山区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叙事诗，然而失败了，它平淡无味，与诗人的艺术个性很不谐调。相形之下，《双尖山》却给诗人带来了欣慰，它以诗人素有的细腻、缠绵笔致描绘双尖山的秀丽景观和她英雄的过去，抒发自己的恋情和展望她美好的未来，深深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
……不管见过多少山，
我总忘不了双尖山——
你是我的生身之地，
我喝你的山泉长大，
矿水里的什么液汁
在我的血管里回旋……
……
我想，再过几年
在那辽阔的原野上，
将出现高压线，
在青青的山岗上，
也将建立起伐木厂，
公路将伸进这苍郁的森林，
在这静静的山谷里，
疾奔着的，叫啸着的
将是运载木材的车辆……
写叙事诗确实不是艾青的所长，但一九五四年发表的《黑鳗》却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它以浓厚的抒情气氛，诉说了民间流传的青年渔民陈全和美丽姑娘黑鳗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压迫者的抗争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建国头几年，这首诗是叙事长诗创作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收获。然而诗人是了解自己的艺术个性的，此后他虽然又写了两首叙事短诗《马头琴》和《乌珠穆沁马》，但是更多的还是抒情诗，如《礁石》、《珠贝》、《新的年代冒着风雪来了》，《“好！”》、《启明星》、《鸽哨》、《早晨三点钟》、《下雪的早晨》等。
在抒情诗创作中，诗人一九五四年智利之行写下的近二十首诗，占有重要的分量。这些诗以情深意浓的鲜明形象歌唱母爱、和平和友谊（如《年轻的母亲》、《给巴勃罗·聂鲁达》、《在世界的这一边》、《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等），也控诉人间的苦难与不平。在《维也纳》里，诗人对当时还被苏、英、法、美四国分割占领的奥地利首都及她的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我的阿非利加》是献给苦难中的非洲黑人兄弟的一支歌，诗中寄寓了希望他们终将站起来的期待。《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以强烈的对比和有力的讽刺，描绘了黑人姑娘抱着她的白人小主人唱着催眠曲的情景：
一个是那样黑，
黑得象紫檀木；
一个是那样白，
白得象棉絮；
一个多么舒服，
却在不住地哭；
一个多么可怜，
却要唱欢乐的歌。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是人间罪恶的渊薮。这些诗以深情而质朴的语言，表达了诗人对铲除社会不公道的热望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诗人在《大西洋》里充满信心的写道：
但是，这一切都要过去了。
从欧洲到南北美洲，
从非洲到亚洲，
和那星散的澳洲，
处处都有忿怒的火山在爆发，
争自由与解放的呼号
比大西洋的风浪更高更大……
一九五六年，诗人还针对文艺界的时弊写了数篇寓言式的讽喻诗，如批评“一花独放”局面的《养花人的梦》，要求尊重个人独创性的《董鸟》，讽刺单调平庸倾向的《蝉之歌》等。这些蕴含着理趣的诗在“反右派”斗争中都受到不应有的指责和否定。
综观艾青从建国之初到被剥夺创作权利之前这六、七年间的诗作，尽管其艺术质量参差不齐，也没有一篇象建国前的诗作《大堰河》、《火把》、《向太阳》那样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文艺界还因其战斗性不强对他进行过批评；但是诗人是无愧于时代的，他一直在为人民幸福和世界和平而歌唱，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历史的沉淀，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新中国诗坛上，诗人一如既往地表现了横溢的才华、鲜明的个性和刻苦的追求。
艾青是个典型的抒情诗人。他不善于摹拟具体过程和实在的生活。象李季那样把情感隐匿在场面和事件的“客观”叙述之中；而是长于以情感为旋律为动力，驱遣着事象物象的组合和转移，在富于比喻、象征和暗示的诗句中表情达意。诗人的这一抒情方式同样表现在他建国后的创作之中。如《大西洋》。在飞往南美洲的空中，俯视着茫茫的大西洋，诗人浮想联翩，笔下意象丛生，忽而是“广阔、灰白的平面”，忽而是“汹涌着野性的波涛”；忽而是海港里等待着“揭去炮衣”的军舰，忽而是摩天大楼里“拨动着算盘”的军火商；忽而是想把地球“把握在自己肥胖的手里”的贪欲和野心，忽而是象火山爆发一样的“争自由与解放的呼号”……这里几乎没有对眼前景物的具实描写，诗人的思想情绪全是在丰富的联想中通过意象的创造表现出来的。不仅如此，即使一些描述性的篇章，如《给乌兰诺娃》，其艺术画面也为强烈的主体精神所统摄：
象云一样柔软，
象风一样轻，
比月光更明亮，
比夜更宁静——
人体在太空里游行；
不是天上的仙女，
却是人间的女神，
梦更美，
比幻想更动人——
是劳动创造的结晶。
这纯然是幅写意画，诗人用柔云、轻风、明月、静夜等一系列比喻创造了令人心往神驰的意境，意境中跳动着赞美艺术和创造艺术的劳动的激情。总之，在艾青的笔下，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诗：“浮面的描写，失去作者的主观；事象的推移，不伴随着作者心理的推移。”①
艾青说：“一首诗不仅使人从那里感触了它所包含的，同时还可以由它而想起一些更深更远的东西。”②他的优秀篇章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它们既有荡人胸怀的诗情，又有启人智慧的哲理。这不仅是说象《启明星》、《礁石》、《珠贝》那样在整体上运用象征手法所写的寓意深刻的诗，能够以其丰富的内涵，让读者的审美活动伴随着人生思考；就是一些以抒情和描绘为主的诗章，字里行间也时常闪现着理性的光芒，如《双尖山》、《维也纳》、《在世界的这一边》、《大西洋》等。然而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把一切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可感触的东西。”①他的诗大多意深情浓，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形象体现出来的。就形象的生动鲜明而言，艾青的诗在我国当代诗坛上是令人瞩目的。丰富的联想以及象征、暗示、比喻等手法的广泛运用所造成的那些奇警、精致、活跃的意象，给他的形象带来了丰富的内蕴。此外，具有绘画美也是其形象创造的一大特色，与诗人早年学习过绘画艺术有关，他的作品常常追求“有如画家一样的渗合自己情感的构图”②。如在《怜悯的歌》里，他以刀刻般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先后勾勒了里约热内卢的两幅图景。一幅图景是：太阳初升的早晨，在十里海湾的沙滩上，从一钢管里钻出一个穿着破裤子、破汗衫的少年，“他头发鬈曲，皮肤黧黑，身体瘦削象一只螳螂，这一个年轻貌美的黑人，就以钢管作他的住房。”另一幅图景是：“当夜晚，街上灯火辉煌，白种的老头子挽着黑种的姑娘。”两幅图景组接在一起，对比强烈，意蕴自现，无须作者再说什么，阶级对立、民族歧视的现实和诗人怜悯、愤怒的感情，跃然纸上！
在语言上，艾青这个时期的诗作仍然表现了他一贯追求的那种浅显性、暗示性与启示性。他总是采撷鲜活的口语入诗，表面看起来平易朴实，然而又十分有工力，字与字、词与词、句与句的安排调遣，既明朗又含蓄，成为读者驰骋想象力和诱发思索的艺术载体。如《在智利的纸烟盒上》对画着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的烟盒作了这样的抒写
为了做商标，还是广告，
让给自由神一个地盘，
只要几毛钱就可买到，
抽完了也就烟消云散……
纸烟盒被扔在路边。
我用脚踩，后来吐痰，
不管是事实，还是象征，
自由神只是一盒纸烟。
全诗都是“大白话”，可是读来言近旨远，人们从中尽可获得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尽的思索和想象。
艾青是以自由体诗的创作步入诗坛的。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他也曾尝试过包括民歌体在内的各种形式，但实践证明他驾驭得最好也最富于创造性的还是自由体诗。他的优秀的自由体诗堪称“自由”型：章无定节，节无定句，句无定字，而且没有严格的韵脚；然而却具有鲜明的节奏与旋律。诗人说：“节奏与旋律是情感与理性之间的调节，是一种奔放与约束之间的调协。”①正是这种对节奏和旋律的重视，使他笔下的词句有节制地流淌着感情和情绪，有章法地显露着社会人生之真谛。
从建国前的《大堰河——我的褓姆》、《火把》和《向太阳》，到建国后《双尖山》、《大西洋》，艾青的艺术风格在不断地发展着，而且不同题材的作品又呈现着不同色调；但是繁富中有统一，变化中有不变：率真、睿智、明丽、柔美是构成他的艺术个性和总体风格的基本元素。
“四人帮”被粉碎后，年已古稀的艾青复出，以更饱满的激情放开了歌喉。诗人怀着光比欣喜的心情宣布：“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带到一个新的充满阳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①
艾青是个艺术生命保持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诗人。他原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一九一○年生于浙江省金华县一个地主家庭，小时寄养在本村贫穷农妇大叶荷（大堰河）家里，感受了劳动人民的苦难。读书以后接受了“民主”和“科学”的启发教育，向往进步和光明。一九二八年夏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半年后去法国半工半读学习绘画，“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①。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回到上海。
在巴黎，读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的诗成了他生命的一部份，他开始学写诗，表现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集会情景的《会合》是他的***作。回上海不久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同年七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大堰河——我的褓姆》，以伤感和怨愤的调子歌颂了用乳汁养育自己的贫穷农妇，向不公道的世界发出了咒语。这首诗震动了诗坛，成为诗人的成名作，从此“艾青”的名字进入了我国现代诗歌史。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狱。翌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大堰河》，收入《大堰河——我的褓姆》、《巴黎》、《芦笛》等诗作九首。
诗人于抗战爆发前夕离开上海，后辗转在武汉、山西临汾、西安、湖南新宁、桂林、重庆等地，投身大后方抗日救亡运动。这个时期他的诗作十分丰厚，呼唤民族生存和解放的声音虽然没有完全“拂去往日的忧郁”，但个人的悲欢已与时代的悲欢相融合，流淌着“战斗者的血液”②。他赞颂《吹号者》，擎着《火把》，《向太阳》歌唱（上述三篇为诗人这个时期写下的长诗）。一九四一年到延安，办过《诗刊》，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教过书，一九四五年八月任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离开延安，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一九四九年二月进北京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军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到延安后的诗作更贴近了革命现实，有的还采取了民歌体形式。这些诗以自信、明朗、奔放的格调歌唱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向“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发出了“黎明的通知”①。从一九三七年到建国前夕，诗人先后出版了《北方》、《他死在第二次》、《旷野》、《黎明的通知》、《愿春天早点来》、《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等诗集。
建国以后，艾青只有较短的歌唱期，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扼住了他的喉咙，从诗坛上消失了整整二十一年，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才恢复了创作权利。然而诗人是勤奋的，短短几年，他一面忙于行政事务，一面为欢呼新生活和保卫世界和平而歌唱，到一九五七年先后出版了《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春天》、《海岬上》等诗集及长诗《藏枪记》、《黑鳗》。
《国旗》是艾青献给新中国的第一首歌。诗人朴实而诚挚地唱道：五星红旗是“美丽的旗”、“庄严的旗”、“革命的旗”、“团结的旗”，“我们爱五星红旗象爱自己的心”。建国之初的诗作还有《保卫和平》、《千千万万人朝着一个方向》、《可耻的旅行》、《亚细亚人，起来！》等。在这些诗作中最有特色的是《春姑娘》，它把春天描绘成一个给人们带来快乐、绿色和阳光的可爱的小姑娘：“她赤着两只脚，裤管挽在膝盖上；在她的手臂上，挂着一个大柳筐。”诗中跳动着单纯、明丽、欢快的激情，是诗人在刚刚开始的新生活面前充满着幸福感的心境的流露和表现。
一九五○年七月，诗人作为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赴苏访问。在访问过程中，他怀着激动的心情，以《宝石的红星》等十几首诗，抒写了异域异乡的风物情致，歌颂了中苏人民的友谊。回国以后，他又写下一些国际题材的诗，诸如《母亲和女儿》、《给希克梅特》、《献给亚非会议》等。
应该说，诗人建国之初的这些诗作，除了《春姑娘》、《宝石的红星》、《给乌兰诺娃》等少数篇章显露了真正的才情外，大部份是急就章，浮光掠影，缺少内在意蕴和感染力。对这种状况诗人自己也不满意。看来，真切地感受新时代的生活和恢复为长期的行政工作所阻滞了的形象思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九五二年，他辞去了《人民文学》副主编职务，有了较多的时间从事创作实践和艺术上的探索。
一九五三年，艾青回到故乡。作为故乡之行的成果，他写下《藏枪记》和《双尖山》。《藏枪记》是以民歌风格表现浙东山区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叙事诗，然而失败了，它平淡无味，与诗人的艺术个性很不谐调。相形之下，《双尖山》却给诗人带来了欣慰，它以诗人素有的细腻、缠绵笔致描绘双尖山的秀丽景观和她英雄的过去，抒发自己的恋情和展望她美好的未来，深深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
……不管见过多少山，
我总忘不了双尖山——
你是我的生身之地，
我喝你的山泉长大，
矿水里的什么液汁
在我的血管里回旋……
……
我想，再过几年
在那辽阔的原野上，
将出现高压线，
在青青的山岗上，
也将建立起伐木厂，
公路将伸进这苍郁的森林，
在这静静的山谷里，
疾奔着的，叫啸着的
将是运载木材的车辆……
写叙事诗确实不是艾青的所长，但一九五四年发表的《黑鳗》却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它以浓厚的抒情气氛，诉说了民间流传的青年渔民陈全和美丽姑娘黑鳗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压迫者的抗争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建国头几年，这首诗是叙事长诗创作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收获。然而诗人是了解自己的艺术个性的，此后他虽然又写了两首叙事短诗《马头琴》和《乌珠穆沁马》，但是更多的还是抒情诗，如《礁石》、《珠贝》、《新的年代冒着风雪来了》，《“好！”》、《启明星》、《鸽哨》、《早晨三点钟》、《下雪的早晨》等。
在抒情诗创作中，诗人一九五四年智利之行写下的近二十首诗，占有重要的分量。这些诗以情深意浓的鲜明形象歌唱母爱、和平和友谊（如《年轻的母亲》、《给巴勃罗·聂鲁达》、《在世界的这一边》、《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等），也控诉人间的苦难与不平。在《维也纳》里，诗人对当时还被苏、英、法、美四国分割占领的奥地利首都及她的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我的阿非利加》是献给苦难中的非洲黑人兄弟的一支歌，诗中寄寓了希望他们终将站起来的期待。《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以强烈的对比和有力的讽刺，描绘了黑人姑娘抱着她的白人小主人唱着催眠曲的情景：
一个是那样黑，
黑得象紫檀木；
一个是那样白，
白得象棉絮；
一个多么舒服，
却在不住地哭；
一个多么可怜，
却要唱欢乐的歌。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是人间罪恶的渊薮。这些诗以深情而质朴的语言，表达了诗人对铲除社会不公道的热望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诗人在《大西洋》里充满信心的写道：
但是，这一切都要过去了。
从欧洲到南北美洲，
从非洲到亚洲，
和那星散的澳洲，
处处都有忿怒的火山在爆发，
争自由与解放的呼号
比大西洋的风浪更高更大……
一九五六年，诗人还针对文艺界的时弊写了数篇寓言式的讽喻诗，如批评“一花独放”局面的《养花人的梦》，要求尊重个人独创性的《董鸟》，讽刺单调平庸倾向的《蝉之歌》等。这些蕴含着理趣的诗在“反右派”斗争中都受到不应有的指责和否定。
综观艾青从建国之初到被剥夺创作权利之前这六、七年间的诗作，尽管其艺术质量参差不齐，也没有一篇象建国前的诗作《大堰河》、《火把》、《向太阳》那样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文艺界还因其战斗性不强对他进行过批评；但是诗人是无愧于时代的，他一直在为人民幸福和世界和平而歌唱，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历史的沉淀，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新中国诗坛上，诗人一如既往地表现了横溢的才华、鲜明的个性和刻苦的追求。
艾青是个典型的抒情诗人。他不善于摹拟具体过程和实在的生活。象李季那样把情感隐匿在场面和事件的“客观”叙述之中；而是长于以情感为旋律为动力，驱遣着事象物象的组合和转移，在富于比喻、象征和暗示的诗句中表情达意。诗人的这一抒情方式同样表现在他建国后的创作之中。如《大西洋》。在飞往南美洲的空中，俯视着茫茫的大西洋，诗人浮想联翩，笔下意象丛生，忽而是“广阔、灰白的平面”，忽而是“汹涌着野性的波涛”；忽而是海港里等待着“揭去炮衣”的军舰，忽而是摩天大楼里“拨动着算盘”的军火商；忽而是想把地球“把握在自己肥胖的手里”的贪欲和野心，忽而是象火山爆发一样的“争自由与解放的呼号”……这里几乎没有对眼前景物的具实描写，诗人的思想情绪全是在丰富的联想中通过意象的创造表现出来的。不仅如此，即使一些描述性的篇章，如《给乌兰诺娃》，其艺术画面也为强烈的主体精神所统摄：
象云一样柔软，
象风一样轻，
比月光更明亮，
比夜更宁静——
人体在太空里游行；
不是天上的仙女，
却是人间的女神，
梦更美，
比幻想更动人——
是劳动创造的结晶。
这纯然是幅写意画，诗人用柔云、轻风、明月、静夜等一系列比喻创造了令人心往神驰的意境，意境中跳动着赞美艺术和创造艺术的劳动的激情。总之，在艾青的笔下，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诗：“浮面的描写，失去作者的主观；事象的推移，不伴随着作者心理的推移。”①
艾青说：“一首诗不仅使人从那里感触了它所包含的，同时还可以由它而想起一些更深更远的东西。”②他的优秀篇章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它们既有荡人胸怀的诗情，又有启人智慧的哲理。这不仅是说象《启明星》、《礁石》、《珠贝》那样在整体上运用象征手法所写的寓意深刻的诗，能够以其丰富的内涵，让读者的审美活动伴随着人生思考；就是一些以抒情和描绘为主的诗章，字里行间也时常闪现着理性的光芒，如《双尖山》、《维也纳》、《在世界的这一边》、《大西洋》等。然而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把一切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可感触的东西。”①他的诗大多意深情浓，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形象体现出来的。就形象的生动鲜明而言，艾青的诗在我国当代诗坛上是令人瞩目的。丰富的联想以及象征、暗示、比喻等手法的广泛运用所造成的那些奇警、精致、活跃的意象，给他的形象带来了丰富的内蕴。此外，具有绘画美也是其形象创造的一大特色，与诗人早年学习过绘画艺术有关，他的作品常常追求“有如画家一样的渗合自己情感的构图”②。如在《怜悯的歌》里，他以刀刻般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先后勾勒了里约热内卢的两幅图景。一幅图景是：太阳初升的早晨，在十里海湾的沙滩上，从一钢管里钻出一个穿着破裤子、破汗衫的少年，“他头发鬈曲，皮肤黧黑，身体瘦削象一只螳螂，这一个年轻貌美的黑人，就以钢管作他的住房。”另一幅图景是：“当夜晚，街上灯火辉煌，白种的老头子挽着黑种的姑娘。”两幅图景组接在一起，对比强烈，意蕴自现，无须作者再说什么，阶级对立、民族歧视的现实和诗人怜悯、愤怒的感情，跃然纸上！
在语言上，艾青这个时期的诗作仍然表现了他一贯追求的那种浅显性、暗示性与启示性。他总是采撷鲜活的口语入诗，表面看起来平易朴实，然而又十分有工力，字与字、词与词、句与句的安排调遣，既明朗又含蓄，成为读者驰骋想象力和诱发思索的艺术载体。如《在智利的纸烟盒上》对画着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的烟盒作了这样的抒写
为了做商标，还是广告，
让给自由神一个地盘，
只要几毛钱就可买到，
抽完了也就烟消云散……
纸烟盒被扔在路边。
我用脚踩，后来吐痰，
不管是事实，还是象征，
自由神只是一盒纸烟。
全诗都是“大白话”，可是读来言近旨远，人们从中尽可获得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尽的思索和想象。
艾青是以自由体诗的创作步入诗坛的。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他也曾尝试过包括民歌体在内的各种形式，但实践证明他驾驭得最好也最富于创造性的还是自由体诗。他的优秀的自由体诗堪称“自由”型：章无定节，节无定句，句无定字，而且没有严格的韵脚；然而却具有鲜明的节奏与旋律。诗人说：“节奏与旋律是情感与理性之间的调节，是一种奔放与约束之间的调协。”①正是这种对节奏和旋律的重视，使他笔下的词句有节制地流淌着感情和情绪，有章法地显露着社会人生之真谛。
从建国前的《大堰河——我的褓姆》、《火把》和《向太阳》，到建国后《双尖山》、《大西洋》，艾青的艺术风格在不断地发展着，而且不同题材的作品又呈现着不同色调；但是繁富中有统一，变化中有不变：率真、睿智、明丽、柔美是构成他的艺术个性和总体风格的基本元素。
“四人帮”被粉碎后，年已古稀的艾青复出，以更饱满的激情放开了歌喉。诗人怀着光比欣喜的心情宣布：“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带到一个新的充满阳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