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四 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中国革命是继十月革命之后又一次震撼世界历史的伟大革命，在中自这个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大国里所兴起的当代文学，同苏联文学一样，是在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充满希望的新型文学。虽然目前它还处于很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但却以新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并引起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注目。
我国当代文学的三十年，是光荣的三十年，战斗的三十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我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化史上所占有的特定地位，在这不平凡的三十年中，它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和一切经验教训、不仅对于我国文学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就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具有崭新的意义的。因此，正确总结三十年来我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但这种总结也是一件困难而复杂的工作。要对三十年来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向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必须有大批作家以其创作实践，以更多优秀的作品来证实和回答，这将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目前，我们仅就以下问题进行初步的研讨：
一、正确开展文艺上的论争，戒绝用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方式来对待文学艺术领域中的问题。
建国后，由于我们是在一个旧的基地上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尤其在建国初期，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极其复杂，那时的思想文化界，一面沉浸在解放后新生的欢悦之中，一面确实对旧的东西缺乏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和警惕，对一些严重影响我们前进的旧事物、旧思想开展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不足以为新文化、新思想的成长开辟道路，也不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建设的开展。在这方面，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思想和胡适派观点的批判等等，是有其合理方面的，可以理解的。但在这种批判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两种倾向却是消极的、有害的，是我们应该引为今后工作的鉴戒的。
其一是运动式的做法。即开展一次批判，往往伴随着一场运动，后来甚至发展到一般的文艺批评和文艺评论上，也往往一哄而起，带有明显的“运动”色彩。这样，当批判某种倾向的时候，基本上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不论赞成或反对，都是一股风、一个调，这不仅不利于发展艺术和科学，而且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危害。因为这种虚假的“舆论一律”，很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以刮他们所需要的任何邪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四人帮”所以能够那样容易得手，在全国造成如此巨大的动乱，不能说和这种刮风式或运动式的“传统”没有关系。不克服这种虚假的“舆论一律”，就不会有真正的“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当然也不会有文学艺术的光明前途。
其二是我们在这些批判中，在对错误思想和错误观点进行否定的时候，缺乏辩证的、一分为二的分析，在否定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的抬头。实际上，在那种运动式的做法中，也是不允许或不利于全面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这样，发展到后来，我们只注意了对右的东西进行斗争，面对以“左”的面孔出现的东西，则缺乏认识，斗争很不得力，甚至把“左”的东西当成右倾进行批判和斗争，使“左”倾错误变得更加严重、更难克服。或者有时虽然对“左”倾错误思潮有所认识，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貌似革命的“左”的势力的阻碍，终于未能开展批判或斗争。在五十年代，我们虽然也批判过公式化、概念化和粗暴的文艺批评，甚至也曾批判过教条主义，但这些批判，并没有提到认识路线上来看，而且，这些批判也并不在我们整个文艺斗争上占有重要地位，当然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的重视。四十年代以来人们经常提到的应当在文艺上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在解放后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这就使得党在领导这样一个大国的文艺事业的时候，在来自“左”的这条战线上的破坏和危险面前，处于解除武装的境地。我们在十七年间所犯的这类错误，固然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些错误，又确实使这伙反革命两面派钻了一个大空当，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二、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无疑应该得到强调，但是，不能将文艺等同于政治，也不能脱离文艺本身固有的特点和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去削足适履式地“结合”政治。过去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恰恰存在着片面化和机械化的错误。这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在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方针的时候，一方面对政治做了简单的、片面的和庸俗的理解，把当前运动和党在各项工作中的具体政策当作了唯一的政治，提出过“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这样错误的口号：另一方面又抹煞了文艺的其它社会作用，如对社会。自然和历史的认识作用，对人们的心理、情感和性格进行陶冶的美感作用，以及文艺作为一种特殊手段自有原始状态的文艺以来就存在着的娱乐作用，等等，这些，虽然对于政治（在广泛意义上的政治）都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但是，当我们机械地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的时候，往往忽视甚至否认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功能，使文学艺术题材狭窄，形式单调，缺乏艺术感染力，成为政策的图解和枯燥的政治说教，从而大大削弱了文艺广泛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影响，反而不利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其二是在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口号下，往往变成了“政治标准唯一”，因而实际上产生了把政治和艺术割裂开来、用政治代替艺术的不良作用。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艺术品——一篇小说、一首诗、一幅画或一部电影等等——来说，事实上政治和艺术是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是通过艺术来体现的，正如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一样。在文艺创作中，取消了艺术，也就等于取消了政治。艺术劳动的特征，在于对描写对象进行高度典型化的艺术加工和艺术概括，文艺创作的政治作用或社会价值的大小，最终取决于它的艺术水平，取决于它在艺术上是否有独创性，是否向社会提供了新东西。作品的思想内容当然是重要的，这是每个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作家、艺术家都必然要认真考虑的，但这种思想内容是否能够获得存在的价值，却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艺术才能和艺术劳动的质量。向作家、艺术家宣传深入群众和改造思想的长期性和必要性，以期保证他们艺术创作的正确方向，这是正当的，但却不应该提倡那种政治脱离艺术、甚至用政治代替艺术的错误理论和作法。
由于过去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处理得不够正确，使作家、艺术家们的创作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大大束缚了艺术生产力，这就恰好说明，打破这种在文艺和政治关系方面的人造枷锁，实在是发展文学艺术的生产力、全面提高创作水平的重要一着。
三、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艺术风格、流派、题材、方法的多样化。
建国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一个时期因为违反了经济规律是吃过大亏的。至于过去在战争年代，因为违反了军事规律而吃亏的事实也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在文艺领域内的屡屡碰壁，迫使我们必须认真认识和尊重文艺自身的客观规律。
列宁指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①这段话充分说明，以个人独创性为前提，以形象思维为特征的艺术创造是最自由和最活跃的。在这里，框框越多，限制越死，越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而建国后，我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常常作茧自缚，陷于了被动的境地。
解放初期，虽然进行了对电影《武训传》等的批判，但当时思想还较为开放，并没有形成后来在领导工作和理论工作中那许多清规戒律。一九五六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此，在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曾一度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但在五十年代后期文艺界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后，一批在艺术上勇于探索的作家被打了下去。接着，在六十年代又进行了一系列过火的和错误的思想批判和文艺批判（如对所谓“人性论”和“人情味”的批判，对《早春二月》等电影的批判等等）。这样，在列宁所说的这个“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的文艺领域，无论是在组织领导上，还是在文艺理论上，都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的禁区，使得创作路子越走越窄，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林彪、“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迫使我们的文学创作走进了死胡同。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文艺领域才获得了新生。这个文艺发展的历史过程说明，艺术自身的内部规律是不容许随意触犯的：谁触犯它多少，它就给予谁以等量的惩罚；相反，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它以尊重，它就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获得成功。由于三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一系列经验教训，才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获得了这一确定无疑的认识，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收获。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严格遵循艺术规律办事的正确方针。这个方针自提出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和贯彻；在新的时期，它将能保证我们的文学艺术真正走向列宁所指引的道路。
四、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现实主义的传统。
三十年来，我们在现实主义的问题上是有过多次曲折和反复的。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时期，真实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描写生活，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仍然是我国文学面临的一个考验。在五十年代前期，一方面由于作家对新的生活还不够熟悉，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在理论思想上存在着“左”的、简单化的偏差，（例如对题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上理解的狭隘与片面等等），在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曾经泛滥起来。与此大体同时，在讨论塑造英雄人物的问题上，又强调不宜写英雄人物的缺点。这种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公式主义的表现，是违反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针对这一情况，为了突破文学创作长期囿于原有水平的困境，在五十年代末期，一些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曾就现实主义问题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和讨论，但这一工作刚刚开始，就被当作“右派”观点打下去了。一九五八年，虽然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在文艺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但那种带着“思想框子”的讨论是不可能把问题真正引向深入的，而且在小说、戏剧等重要文学样式的创作实践上，也一直没有找到一部可以说明这一创作方法的典型作品。六十年代初，邵荃麟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正确主张，同样遭到了被批判的命运。自此，现实主义的问题事实上成了一个不能探索的“禁区”。
在十七年中的我国文学，基本上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但是，如同上面讲到的那样，由于在五十年代末开始猖獗起来的形而上学和“左”倾思潮的干扰，在我们文学创作中还存在着现实主义严重不足的一面。到了十年内乱时期，情况更是急转直下：十七年中好的、主导的一面被完全否定，诋为“黑线专政”；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却被“四人帮、加以利用和发展，以至反现实主义成了当时文学的主流。这一局面，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在新的时期，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恢复了十七年的优良传统，而且，在批判“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也重新认识和总结了十七年中的经验教训，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
五、正确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对待遗产和外来文化。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中的好坏、是非问题，应该放手让群众和专门工作者在实践中，在讨论中去解决。
这是一个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也是一个可靠的文艺批评的方法，这样做，效果最大，副作用最小。经验证明，许多东西，只有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才能证明其正确或错误，因此，不能草率地作出结论，更不能乱扣帽子。辫子、棍子和帽子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的巨大危害和痛苦教训，实在太多了，多年的痛苦的教训证实了一个真理：只有坚持实践第一，实行艺术民主，才能真灭保护好的，批判坏的，才能真正达到百花齐放，造成文学艺术繁荣兴旺的生动局面。
自然，斗争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例如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场斗争，从文艺上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这次斗争不仅关系到当代文学领域，还关系到“五四”以后的三十年间的整个新文学的历史，甚至还关系到我国整个古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文化与艺术，还关系到如何正确地对待外国的文化与艺术。总之，这是建国以后最大的、牵涉面最厂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斗争。这次斗争的胜利，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学艺术上，都使我国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长期积累的一系列动乱因素，赢得了一个繁荣发展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团结安定的局面。
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曾经在几千年中达到了自己的高峰，在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和文艺批评等方面，都出现了一系列辉煌的代表作品和作家，西方文学在打碎中世纪的精神枷锁后，也在数百年内创造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涌现了众多的“巨人”和纪念碑式的文艺杰作。我国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还很年轻，但在两个历史转折时期，都曾经出现了成批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召开的，它将作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文学艺术新的高涨时期的到来。可以肯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必将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有着自己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的十亿人民的中国，完全有希望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艺复兴”的摇篮，完全有希望登上世界文学的新的高峰。
中国革命是继十月革命之后又一次震撼世界历史的伟大革命，在中自这个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大国里所兴起的当代文学，同苏联文学一样，是在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充满希望的新型文学。虽然目前它还处于很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但却以新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并引起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注目。
我国当代文学的三十年，是光荣的三十年，战斗的三十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我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化史上所占有的特定地位，在这不平凡的三十年中，它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和一切经验教训、不仅对于我国文学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就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具有崭新的意义的。因此，正确总结三十年来我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但这种总结也是一件困难而复杂的工作。要对三十年来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向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必须有大批作家以其创作实践，以更多优秀的作品来证实和回答，这将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目前，我们仅就以下问题进行初步的研讨：
一、正确开展文艺上的论争，戒绝用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方式来对待文学艺术领域中的问题。
建国后，由于我们是在一个旧的基地上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尤其在建国初期，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极其复杂，那时的思想文化界，一面沉浸在解放后新生的欢悦之中，一面确实对旧的东西缺乏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和警惕，对一些严重影响我们前进的旧事物、旧思想开展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不足以为新文化、新思想的成长开辟道路，也不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建设的开展。在这方面，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思想和胡适派观点的批判等等，是有其合理方面的，可以理解的。但在这种批判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两种倾向却是消极的、有害的，是我们应该引为今后工作的鉴戒的。
其一是运动式的做法。即开展一次批判，往往伴随着一场运动，后来甚至发展到一般的文艺批评和文艺评论上，也往往一哄而起，带有明显的“运动”色彩。这样，当批判某种倾向的时候，基本上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不论赞成或反对，都是一股风、一个调，这不仅不利于发展艺术和科学，而且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危害。因为这种虚假的“舆论一律”，很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以刮他们所需要的任何邪风。“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四人帮”所以能够那样容易得手，在全国造成如此巨大的动乱，不能说和这种刮风式或运动式的“传统”没有关系。不克服这种虚假的“舆论一律”，就不会有真正的“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当然也不会有文学艺术的光明前途。
其二是我们在这些批判中，在对错误思想和错误观点进行否定的时候，缺乏辩证的、一分为二的分析，在否定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的抬头。实际上，在那种运动式的做法中，也是不允许或不利于全面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这样，发展到后来，我们只注意了对右的东西进行斗争，面对以“左”的面孔出现的东西，则缺乏认识，斗争很不得力，甚至把“左”的东西当成右倾进行批判和斗争，使“左”倾错误变得更加严重、更难克服。或者有时虽然对“左”倾错误思潮有所认识，但又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貌似革命的“左”的势力的阻碍，终于未能开展批判或斗争。在五十年代，我们虽然也批判过公式化、概念化和粗暴的文艺批评，甚至也曾批判过教条主义，但这些批判，并没有提到认识路线上来看，而且，这些批判也并不在我们整个文艺斗争上占有重要地位，当然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的重视。四十年代以来人们经常提到的应当在文艺上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在解放后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这就使得党在领导这样一个大国的文艺事业的时候，在来自“左”的这条战线上的破坏和危险面前，处于解除武装的境地。我们在十七年间所犯的这类错误，固然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些错误，又确实使这伙反革命两面派钻了一个大空当，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二、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无疑应该得到强调，但是，不能将文艺等同于政治，也不能脱离文艺本身固有的特点和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去削足适履式地“结合”政治。过去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恰恰存在着片面化和机械化的错误。这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在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方针的时候，一方面对政治做了简单的、片面的和庸俗的理解，把当前运动和党在各项工作中的具体政策当作了唯一的政治，提出过“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这样错误的口号：另一方面又抹煞了文艺的其它社会作用，如对社会。自然和历史的认识作用，对人们的心理、情感和性格进行陶冶的美感作用，以及文艺作为一种特殊手段自有原始状态的文艺以来就存在着的娱乐作用，等等，这些，虽然对于政治（在广泛意义上的政治）都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但是，当我们机械地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的时候，往往忽视甚至否认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功能，使文学艺术题材狭窄，形式单调，缺乏艺术感染力，成为政策的图解和枯燥的政治说教，从而大大削弱了文艺广泛的社会作用和政治影响，反而不利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其二是在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口号下，往往变成了“政治标准唯一”，因而实际上产生了把政治和艺术割裂开来、用政治代替艺术的不良作用。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艺术品——一篇小说、一首诗、一幅画或一部电影等等——来说，事实上政治和艺术是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是通过艺术来体现的，正如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一样。在文艺创作中，取消了艺术，也就等于取消了政治。艺术劳动的特征，在于对描写对象进行高度典型化的艺术加工和艺术概括，文艺创作的政治作用或社会价值的大小，最终取决于它的艺术水平，取决于它在艺术上是否有独创性，是否向社会提供了新东西。作品的思想内容当然是重要的，这是每个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作家、艺术家都必然要认真考虑的，但这种思想内容是否能够获得存在的价值，却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艺术才能和艺术劳动的质量。向作家、艺术家宣传深入群众和改造思想的长期性和必要性，以期保证他们艺术创作的正确方向，这是正当的，但却不应该提倡那种政治脱离艺术、甚至用政治代替艺术的错误理论和作法。
由于过去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处理得不够正确，使作家、艺术家们的创作才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大大束缚了艺术生产力，这就恰好说明，打破这种在文艺和政治关系方面的人造枷锁，实在是发展文学艺术的生产力、全面提高创作水平的重要一着。
三、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艺术风格、流派、题材、方法的多样化。
建国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上，一个时期因为违反了经济规律是吃过大亏的。至于过去在战争年代，因为违反了军事规律而吃亏的事实也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在文艺领域内的屡屡碰壁，迫使我们必须认真认识和尊重文艺自身的客观规律。
列宁指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①这段话充分说明，以个人独创性为前提，以形象思维为特征的艺术创造是最自由和最活跃的。在这里，框框越多，限制越死，越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而建国后，我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常常作茧自缚，陷于了被动的境地。
解放初期，虽然进行了对电影《武训传》等的批判，但当时思想还较为开放，并没有形成后来在领导工作和理论工作中那许多清规戒律。一九五六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此，在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曾一度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但在五十年代后期文艺界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后，一批在艺术上勇于探索的作家被打了下去。接着，在六十年代又进行了一系列过火的和错误的思想批判和文艺批判（如对所谓“人性论”和“人情味”的批判，对《早春二月》等电影的批判等等）。这样，在列宁所说的这个“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的文艺领域，无论是在组织领导上，还是在文艺理论上，都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的禁区，使得创作路子越走越窄，以至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林彪、“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迫使我们的文学创作走进了死胡同。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文艺领域才获得了新生。这个文艺发展的历史过程说明，艺术自身的内部规律是不容许随意触犯的：谁触犯它多少，它就给予谁以等量的惩罚；相反，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它以尊重，它就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获得成功。由于三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一系列经验教训，才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获得了这一确定无疑的认识，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收获。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严格遵循艺术规律办事的正确方针。这个方针自提出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和贯彻；在新的时期，它将能保证我们的文学艺术真正走向列宁所指引的道路。
四、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现实主义的传统。
三十年来，我们在现实主义的问题上是有过多次曲折和反复的。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时期，真实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描写生活，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仍然是我国文学面临的一个考验。在五十年代前期，一方面由于作家对新的生活还不够熟悉，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在理论思想上存在着“左”的、简单化的偏差，（例如对题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上理解的狭隘与片面等等），在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曾经泛滥起来。与此大体同时，在讨论塑造英雄人物的问题上，又强调不宜写英雄人物的缺点。这种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公式主义的表现，是违反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针对这一情况，为了突破文学创作长期囿于原有水平的困境，在五十年代末期，一些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曾就现实主义问题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和讨论，但这一工作刚刚开始，就被当作“右派”观点打下去了。一九五八年，虽然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在文艺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但那种带着“思想框子”的讨论是不可能把问题真正引向深入的，而且在小说、戏剧等重要文学样式的创作实践上，也一直没有找到一部可以说明这一创作方法的典型作品。六十年代初，邵荃麟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正确主张，同样遭到了被批判的命运。自此，现实主义的问题事实上成了一个不能探索的“禁区”。
在十七年中的我国文学，基本上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但是，如同上面讲到的那样，由于在五十年代末开始猖獗起来的形而上学和“左”倾思潮的干扰，在我们文学创作中还存在着现实主义严重不足的一面。到了十年内乱时期，情况更是急转直下：十七年中好的、主导的一面被完全否定，诋为“黑线专政”；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却被“四人帮、加以利用和发展，以至反现实主义成了当时文学的主流。这一局面，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在新的时期，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恢复了十七年的优良传统，而且，在批判“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也重新认识和总结了十七年中的经验教训，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新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
五、正确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对待遗产和外来文化。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中的好坏、是非问题，应该放手让群众和专门工作者在实践中，在讨论中去解决。
这是一个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也是一个可靠的文艺批评的方法，这样做，效果最大，副作用最小。经验证明，许多东西，只有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才能证明其正确或错误，因此，不能草率地作出结论，更不能乱扣帽子。辫子、棍子和帽子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的巨大危害和痛苦教训，实在太多了，多年的痛苦的教训证实了一个真理：只有坚持实践第一，实行艺术民主，才能真灭保护好的，批判坏的，才能真正达到百花齐放，造成文学艺术繁荣兴旺的生动局面。
自然，斗争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例如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场斗争，从文艺上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这次斗争不仅关系到当代文学领域，还关系到“五四”以后的三十年间的整个新文学的历史，甚至还关系到我国整个古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文化与艺术，还关系到如何正确地对待外国的文化与艺术。总之，这是建国以后最大的、牵涉面最厂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斗争。这次斗争的胜利，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学艺术上，都使我国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长期积累的一系列动乱因素，赢得了一个繁荣发展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团结安定的局面。
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曾经在几千年中达到了自己的高峰，在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和文艺批评等方面，都出现了一系列辉煌的代表作品和作家，西方文学在打碎中世纪的精神枷锁后，也在数百年内创造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涌现了众多的“巨人”和纪念碑式的文艺杰作。我国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还很年轻，但在两个历史转折时期，都曾经出现了成批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又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召开的，它将作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文学艺术新的高涨时期的到来。可以肯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必将促使我国文学艺术的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有着自己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的十亿人民的中国，完全有希望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艺复兴”的摇篮，完全有希望登上世界文学的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