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作为一个诗人，闻捷（一九二三——一九七一）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五、六十年代，他不仅以才华横溢、热情奔放的诗篇赢得了广大读者，而且在题材开拓和艺术探索方面所提供的经验，对新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闻捷原名赵文节，又名巫咸，江苏省丹徒县人。少年时代是在贫寒中度过的，小学没毕业就到南京一家煤厂当学徒。抗战爆发后随一批抗日热血青年流亡武汉，参加东北战时演剧队。一九三八年又参加华北宣传队。一九四○年由重庆到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在陕北文工团工作。一九四五年任《边区群众报》编辑、记者组组长。后来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一九四九年随军到新疆，在新华社西北总社任采访部主任。
在延安，从一九四四年开始，闻捷开始了写作活动。他写散文、剧本、小说、诗歌、特写，有歌剧《翻天覆地的人们》、秧歌剧《加强自卫队》、短篇小说《肉体治疗和精神治疗》和《最后的突击》等。这些作品散见于当时的《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副刊。但那时他主要从事党的新闻工作，这一工作使他能够广泛接触群众，同火热的斗争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锻炼了锐敏、周到的观察、思考能力；而“本报讯”以及“业余”的小说、剧本、诗歌写作又为他积累了文学表现的经验。可见，闻捷“开始踏上文学岗位之前，就是一个不论在思想、生活和艺术上，都有了长时期的，充分的准备的作者。”①
一九五二年，闻捷担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这个时期，他的足迹遍布天山脚下、和硕草原、吐鲁番盆地、博斯腾湖畔，熟悉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和思想感情。与做新闻报导工作的同时，他以自己已有的生活、思想和艺术修养，开始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中提炼诗情。经过几年默默的精心“酿造”，抒写少数民族新的生活、劳动和爱情的《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果子沟山谣》等组诗及叙事诗《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在一九五五年《人民文学》上陆续发表了。这一年发表的还有表现其他内容的另两个组诗：《水兵的心》、《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这些诗篇构成了诗人的成名作《天山牧歌》。这部诗集从人的思想感情最隐蔽的地方揭示心灵世界，情思优美，格调新颖，富有生活气息和音乐感，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当时一位著名诗人说：“闻捷是中国诗坛上的一颗新星，一出现就闪烁着耀眼的光芒。”①
《天山牧歌》成功之后，闻捷转到文艺工作岗位。一九五六年，作为《文艺报》记者、《人民日报》特约记者，他到东南海滨，与舟山群岛等地的水兵共同生活了一个时期，还访问了东南老革命根据地，写下《彩色的贝壳》、《我初次前来拜访》等诗章。一九五七年，诗人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和李季一起到兰州筹建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和筹办刊物，后担任该分会副主席。一九五八、五九两年，他以《甘肃日报》记者的身份活动于河西走廊，投身于甘肃人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用饱满的政治热情创作并出版了诗集《祖国！光辉的十月》和《河西走廊行》、叙事诗《东风催动黄河浪》、与李季合作的报头诗集《第一声春雷》和《我们遍插红旗》，以及诗选集《生活的赞歌》。这一时期，诗人的创作力旺盛，生活与艺术视野开阔，凡他接触到的生活领域都无不成为他抒写的对象，他从工业、农业、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中提炼诗意，在那个年代，这种散发着强烈战斗气息的创作得到了热情的赞许。然而，无可讳言，尽管诗人笔下的许多篇章是有诗情画意的，政治激情中不乏生活的意蕴，在当时的诗坛上尚属上乘之作；但是也有一些作品流于概念化，空泛的政治热情取代了对生活的诗的感受，有的甚至明显地染上了五八年的“浮夸风”。当然，与其说这是诗人才情的匮乏，不如说是时代的局限：《天山牧歌》发表以后，有人批评他的诗作调子轻柔，题材狭窄，时代精神不强。诗人无疑受了这种批评的影响，他在河西走廊自觉地追求政治性，主动地与中心工作靠拢，以至出现与李季一起从“社论”汲取灵感、为“消息”配诗的所谓写“报头诗”的违背艺术规律的怪现象。
《复仇的火焰》第一部的创作和出版（一九五九年），是闻捷这个时期的主要收获。这部诗作以建国之初新疆东部巴里坤草原上的反革命叛乱事件为中心情节，表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失败过程及哈萨克人民的觉醒过程。这是一部史诗性的叙事长诗，它再次震动了诗坛，被认为是建国十周年来叙事长诗创作的重大收获之一。
一九六○年，闻捷回到故乡江苏，在镇江一带深入生活，准备创作一部反映长江两岸人民生活与斗争的长诗。一九六二年，《复仇的火焰》第二部出版了。一九六三年，他与袁鹰一起出访南亚和北非并合作写下诗集《花环》、散文集《非洲的火炬》。
正当诗人潜心于《复仇的火焰》第三部及表现长江两岸人民生活斗争的长诗创作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闻捷进行残酷迫害，致使诗人于一九七一年含冤而死。诗人正值盛年，他的死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大损失。“四人帮”垮台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七八年出版了《闻捷诗选》。
作为一个诗人，闻捷（一九二三——一九七一）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五、六十年代，他不仅以才华横溢、热情奔放的诗篇赢得了广大读者，而且在题材开拓和艺术探索方面所提供的经验，对新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闻捷原名赵文节，又名巫咸，江苏省丹徒县人。少年时代是在贫寒中度过的，小学没毕业就到南京一家煤厂当学徒。抗战爆发后随一批抗日热血青年流亡武汉，参加东北战时演剧队。一九三八年又参加华北宣传队。一九四○年由重庆到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在陕北文工团工作。一九四五年任《边区群众报》编辑、记者组组长。后来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一九四九年随军到新疆，在新华社西北总社任采访部主任。
在延安，从一九四四年开始，闻捷开始了写作活动。他写散文、剧本、小说、诗歌、特写，有歌剧《翻天覆地的人们》、秧歌剧《加强自卫队》、短篇小说《肉体治疗和精神治疗》和《最后的突击》等。这些作品散见于当时的《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副刊。但那时他主要从事党的新闻工作，这一工作使他能够广泛接触群众，同火热的斗争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锻炼了锐敏、周到的观察、思考能力；而“本报讯”以及“业余”的小说、剧本、诗歌写作又为他积累了文学表现的经验。可见，闻捷“开始踏上文学岗位之前，就是一个不论在思想、生活和艺术上，都有了长时期的，充分的准备的作者。”①
一九五二年，闻捷担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这个时期，他的足迹遍布天山脚下、和硕草原、吐鲁番盆地、博斯腾湖畔，熟悉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和思想感情。与做新闻报导工作的同时，他以自己已有的生活、思想和艺术修养，开始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中提炼诗情。经过几年默默的精心“酿造”，抒写少数民族新的生活、劳动和爱情的《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果子沟山谣》等组诗及叙事诗《哈萨克牧人夜送“千里驹”》，在一九五五年《人民文学》上陆续发表了。这一年发表的还有表现其他内容的另两个组诗：《水兵的心》、《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这些诗篇构成了诗人的成名作《天山牧歌》。这部诗集从人的思想感情最隐蔽的地方揭示心灵世界，情思优美，格调新颖，富有生活气息和音乐感，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当时一位著名诗人说：“闻捷是中国诗坛上的一颗新星，一出现就闪烁着耀眼的光芒。”①
《天山牧歌》成功之后，闻捷转到文艺工作岗位。一九五六年，作为《文艺报》记者、《人民日报》特约记者，他到东南海滨，与舟山群岛等地的水兵共同生活了一个时期，还访问了东南老革命根据地，写下《彩色的贝壳》、《我初次前来拜访》等诗章。一九五七年，诗人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和李季一起到兰州筹建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和筹办刊物，后担任该分会副主席。一九五八、五九两年，他以《甘肃日报》记者的身份活动于河西走廊，投身于甘肃人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用饱满的政治热情创作并出版了诗集《祖国！光辉的十月》和《河西走廊行》、叙事诗《东风催动黄河浪》、与李季合作的报头诗集《第一声春雷》和《我们遍插红旗》，以及诗选集《生活的赞歌》。这一时期，诗人的创作力旺盛，生活与艺术视野开阔，凡他接触到的生活领域都无不成为他抒写的对象，他从工业、农业、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中提炼诗意，在那个年代，这种散发着强烈战斗气息的创作得到了热情的赞许。然而，无可讳言，尽管诗人笔下的许多篇章是有诗情画意的，政治激情中不乏生活的意蕴，在当时的诗坛上尚属上乘之作；但是也有一些作品流于概念化，空泛的政治热情取代了对生活的诗的感受，有的甚至明显地染上了五八年的“浮夸风”。当然，与其说这是诗人才情的匮乏，不如说是时代的局限：《天山牧歌》发表以后，有人批评他的诗作调子轻柔，题材狭窄，时代精神不强。诗人无疑受了这种批评的影响，他在河西走廊自觉地追求政治性，主动地与中心工作靠拢，以至出现与李季一起从“社论”汲取灵感、为“消息”配诗的所谓写“报头诗”的违背艺术规律的怪现象。
《复仇的火焰》第一部的创作和出版（一九五九年），是闻捷这个时期的主要收获。这部诗作以建国之初新疆东部巴里坤草原上的反革命叛乱事件为中心情节，表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失败过程及哈萨克人民的觉醒过程。这是一部史诗性的叙事长诗，它再次震动了诗坛，被认为是建国十周年来叙事长诗创作的重大收获之一。
一九六○年，闻捷回到故乡江苏，在镇江一带深入生活，准备创作一部反映长江两岸人民生活与斗争的长诗。一九六二年，《复仇的火焰》第二部出版了。一九六三年，他与袁鹰一起出访南亚和北非并合作写下诗集《花环》、散文集《非洲的火炬》。
正当诗人潜心于《复仇的火焰》第三部及表现长江两岸人民生活斗争的长诗创作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对闻捷进行残酷迫害，致使诗人于一九七一年含冤而死。诗人正值盛年，他的死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大损失。“四人帮”垮台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七八年出版了《闻捷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