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贺敬之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优秀诗人之一。他是喝延河水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和丁毅等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对我国革命文艺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抒情诗人，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民歌手，引人注目地登上诗坛，是在建国以后。
贺敬之一九二四年生在山东省峄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少年时代在亲友资助下读过小学和师范。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流亡到湖北、四川，就读于中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开始学习写作诗歌和散文。由于受了党的报刊和进步书籍的影响，他向往着革命圣地，于一九四○年到延安参加了革命队伍，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他的革命生涯和创作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正如他在诗中所说：
而我的
真正的生命，
就从
这里
开始——
在我亲爱的
延河边，
在这黄土高原的
窑洞里！
——《放声歌唱》
刚刚踏上解放区这片“乐土”的贺敬之，对新生活的观察、体验、表现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他最初的诗歌创作，主要取材于“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①。即旧中国农村的悲惨生活。他在诗歌中描写被生活逼得抱着孩子投河的五婶子（《五婶子的末路》）、被“老总们”活活气死的老婆婆（《鸡》）、逃婚不成而被富人逼得上吊的农家少女（《小蓝姑娘》），也写自发造反、杀富济贫的好汉（《黑鼻子八叔》）和勤劳善良、向往“那再不受罪的日子”的老农（《瓜地》）……和控诉与揭露黑暗和罪恶的同时，作者也发出了“低下的头，抬起来”，进行抗争的呼唤（《铁拐李》）。这时作者在艺术上模仿多于创造，明显地受着艾青、臧克家、王统照等诗人描写旧中国农村生活的那些诗歌的影响。这些诗都作于一九四二年之前，后来编成诗集《乡村的夜》。
一九四二年后，贺敬之的诗风为之一变，这显然是受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也是他对解放区新生活进一步熟悉的结果。这时他的诗歌的基调，由主要是对黑暗的泣诉变为主要是对光明的讴歌。在诗歌的形式上，他开始学习陕北“信天游”，进行民族化的探索。贺敬之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所写的短诗和歌词，后来大都收在《朝阳花开》诗集中。这些诗不再象《乡村的夜》那样吟唱“夜，象一只破了的木船，搁浅在村庄”，而是歌颂“温暖的太阳”及其所照亮的“陕甘宁——我的家”。他写人民的军队和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写革命的领袖，也写翻身的农民，尽情抒发自由解放的欢乐之情：
啊！猛然间，
雷声响！——
地开了，
冰消了！
梦也梦不见的
春天来到了！
——《笑》
这个时期，可以视为贺敬之诗歌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过渡时期。《乡村的夜》中那悲苦凄凉的韵味消退了；而建国后那激昂明朗的诗情已在《朝阳花开》中开始萌发了。可以清楚地看到，如《自由的歌》、《笑》等，在构思、基调和风格上，都与后来震动诗坛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抒情长诗，有着血缘的联系。
建国以后，贺敬之诗歌创作走向高潮。政治抒情长诗《放声歌唱》（一九五六年）和《雷锋之歌》（一九六三年）的发表，在当代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作者在诗歌创作上有了新的突破。这两首抒情长诗既是标志诗人创作成熟的代表作，也是新中国诗歌的优秀作品。当诗人多年憧憬并为之奋斗不息的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一旦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时，当祖国向社会主义迈开历史性的脚步时，他发自心灵深处的诗情，就通过鼓点和军号般的诗句，火山似地迸发出来。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一个经济和文化建设新时期正在到来，政治、经济形势和全党全民的精神状态都非常美好，祖国充满了希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写出了《放声歌唱》：
社会主义的
美酒呵，
浸透
我们的每一个
细胞，
和每一根，
神经。
把一连串的
美梦
都变成
现实，
而梦想的翅膀
又驾着我们
更快地
飞腾……
这一政治抒情长诗是为迎接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七个生日而作，也正是写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前夕。全诗气势磅礴，激情似火，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感，充满了对人民、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充满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信心。党的形象在诗人笔下得到了强烈、鲜明、有力的表现。诗人在描写祖国胜利前进的壮丽景象时，揭示出一个“辽阔的大地上铭刻着”的真理和“伟大人生的怀抱里”隐藏着的“秘密”，这就是：党使我们燃烧起“生命的永恒的活力”，党使我们变成创造奇迹的巨人。诗人作为抒情主人公，也把个人的命运融化在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之中，诗歌第四部分交织闪现的诗人自传性乐章，宛如宏大交响乐中第一提琴手的抒情独奏，起了渲染和深化全诗主题的作用。诗的结尾驾起飞向美好未来的理想翅膀。
贺敬之说：“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按照诗的规律来写和按照人民的利益来写相一致。诗人的‘自我’跟阶级、跟人民的‘大我’相结合。‘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①他的创作实践基本上体现了这一主张。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地又绝非易事。当政治斗争的大波隐藏着十分复杂的潜流时，由于诗人的政治热情往往会压过了他对生活的冷静观察和敏锐体验，他的诗情所赖以存在的生活真实性就受到明显的局限。贺敬之继《放声歌唱》之后所写的长诗《东风万里》（一九五八年）和《十年颂歌》（一九五九年）等，就多少存在着建国后十七年诗坛上普遍存在着的这种不足和缺陷。他所歌颂的和他所谴责的，尽管都出自一片真情，但经过历史的严峻检验，一些作品对是非美丑的判断决非诗人当时理解的那么简单，如《十年颂歌》中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贺敬之建国以后的诗作，大都收在《放歌集》②里。除了以上提到的几首之外，《回延安》、《三门峡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也是广有影响、脍炙人口的名篇。同时，他还写过一些国际题材的政治抒情诗。
贺敬之在诗歌内容上有新开拓，诗歌艺术形式也有新探索。如果说《乡村的夜》主要是模仿“五四”新诗自由体，《朝阳花开》开始向陕北民歌学习，那么建国以后的诗作，他又把探索之手伸向了“信天游”之外的其他民歌以及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回延安》沿用了舒缓流畅的“信天游”体；《三门峡歌》则明显地吸收了新民歌和古典诗词的营养；而《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等政治抒情长诗，不仅在诗人和战士的统一上体现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以诗歌为“炸弹与旗帜”的主张，而且在艺术形式上学习了他那“楼梯式”的鼓点般的诗句格式，同时还借鉴了高兰抗战时期所写的颇有影响的朗诵诗的若干特点，具有高亢激越的音调和宽广多变的音域，具有一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宏伟气势。
总之，贺敬之是在党的哺育下、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优秀诗人。“文化大革命”使他十年沉默，但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唱出了动人心魄的《中国的十月》和《八一之歌》。对这位优秀诗人四十多年走过的创作道路，可以借用他自己的诗句来概括：
我呵
在党的怀抱中
长大***，
我的
鲜红的生命
写在这
鲜红旗帜的
皱折里。
——《放声歌唱》
贺敬之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优秀诗人之一。他是喝延河水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和丁毅等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对我国革命文艺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抒情诗人，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民歌手，引人注目地登上诗坛，是在建国以后。
贺敬之一九二四年生在山东省峄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少年时代在亲友资助下读过小学和师范。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流亡到湖北、四川，就读于中学，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开始学习写作诗歌和散文。由于受了党的报刊和进步书籍的影响，他向往着革命圣地，于一九四○年到延安参加了革命队伍，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他的革命生涯和创作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正如他在诗中所说：
而我的
真正的生命，
就从
这里
开始——
在我亲爱的
延河边，
在这黄土高原的
窑洞里！
——《放声歌唱》
刚刚踏上解放区这片“乐土”的贺敬之，对新生活的观察、体验、表现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他最初的诗歌创作，主要取材于“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①。即旧中国农村的悲惨生活。他在诗歌中描写被生活逼得抱着孩子投河的五婶子（《五婶子的末路》）、被“老总们”活活气死的老婆婆（《鸡》）、逃婚不成而被富人逼得上吊的农家少女（《小蓝姑娘》），也写自发造反、杀富济贫的好汉（《黑鼻子八叔》）和勤劳善良、向往“那再不受罪的日子”的老农（《瓜地》）……和控诉与揭露黑暗和罪恶的同时，作者也发出了“低下的头，抬起来”，进行抗争的呼唤（《铁拐李》）。这时作者在艺术上模仿多于创造，明显地受着艾青、臧克家、王统照等诗人描写旧中国农村生活的那些诗歌的影响。这些诗都作于一九四二年之前，后来编成诗集《乡村的夜》。
一九四二年后，贺敬之的诗风为之一变，这显然是受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影响，也是他对解放区新生活进一步熟悉的结果。这时他的诗歌的基调，由主要是对黑暗的泣诉变为主要是对光明的讴歌。在诗歌的形式上，他开始学习陕北“信天游”，进行民族化的探索。贺敬之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所写的短诗和歌词，后来大都收在《朝阳花开》诗集中。这些诗不再象《乡村的夜》那样吟唱“夜，象一只破了的木船，搁浅在村庄”，而是歌颂“温暖的太阳”及其所照亮的“陕甘宁——我的家”。他写人民的军队和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写革命的领袖，也写翻身的农民，尽情抒发自由解放的欢乐之情：
啊！猛然间，
雷声响！——
地开了，
冰消了！
梦也梦不见的
春天来到了！
——《笑》
这个时期，可以视为贺敬之诗歌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过渡时期。《乡村的夜》中那悲苦凄凉的韵味消退了；而建国后那激昂明朗的诗情已在《朝阳花开》中开始萌发了。可以清楚地看到，如《自由的歌》、《笑》等，在构思、基调和风格上，都与后来震动诗坛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抒情长诗，有着血缘的联系。
建国以后，贺敬之诗歌创作走向高潮。政治抒情长诗《放声歌唱》（一九五六年）和《雷锋之歌》（一九六三年）的发表，在当代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作者在诗歌创作上有了新的突破。这两首抒情长诗既是标志诗人创作成熟的代表作，也是新中国诗歌的优秀作品。当诗人多年憧憬并为之奋斗不息的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一旦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时，当祖国向社会主义迈开历史性的脚步时，他发自心灵深处的诗情，就通过鼓点和军号般的诗句，火山似地迸发出来。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一个经济和文化建设新时期正在到来，政治、经济形势和全党全民的精神状态都非常美好，祖国充满了希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写出了《放声歌唱》：
社会主义的
美酒呵，
浸透
我们的每一个
细胞，
和每一根，
神经。
把一连串的
美梦
都变成
现实，
而梦想的翅膀
又驾着我们
更快地
飞腾……
这一政治抒情长诗是为迎接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七个生日而作，也正是写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前夕。全诗气势磅礴，激情似火，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感，充满了对人民、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充满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信心。党的形象在诗人笔下得到了强烈、鲜明、有力的表现。诗人在描写祖国胜利前进的壮丽景象时，揭示出一个“辽阔的大地上铭刻着”的真理和“伟大人生的怀抱里”隐藏着的“秘密”，这就是：党使我们燃烧起“生命的永恒的活力”，党使我们变成创造奇迹的巨人。诗人作为抒情主人公，也把个人的命运融化在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之中，诗歌第四部分交织闪现的诗人自传性乐章，宛如宏大交响乐中第一提琴手的抒情独奏，起了渲染和深化全诗主题的作用。诗的结尾驾起飞向美好未来的理想翅膀。
贺敬之说：“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按照诗的规律来写和按照人民的利益来写相一致。诗人的‘自我’跟阶级、跟人民的‘大我’相结合。‘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①他的创作实践基本上体现了这一主张。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地又绝非易事。当政治斗争的大波隐藏着十分复杂的潜流时，由于诗人的政治热情往往会压过了他对生活的冷静观察和敏锐体验，他的诗情所赖以存在的生活真实性就受到明显的局限。贺敬之继《放声歌唱》之后所写的长诗《东风万里》（一九五八年）和《十年颂歌》（一九五九年）等，就多少存在着建国后十七年诗坛上普遍存在着的这种不足和缺陷。他所歌颂的和他所谴责的，尽管都出自一片真情，但经过历史的严峻检验，一些作品对是非美丑的判断决非诗人当时理解的那么简单，如《十年颂歌》中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贺敬之建国以后的诗作，大都收在《放歌集》②里。除了以上提到的几首之外，《回延安》、《三门峡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也是广有影响、脍炙人口的名篇。同时，他还写过一些国际题材的政治抒情诗。
贺敬之在诗歌内容上有新开拓，诗歌艺术形式也有新探索。如果说《乡村的夜》主要是模仿“五四”新诗自由体，《朝阳花开》开始向陕北民歌学习，那么建国以后的诗作，他又把探索之手伸向了“信天游”之外的其他民歌以及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回延安》沿用了舒缓流畅的“信天游”体；《三门峡歌》则明显地吸收了新民歌和古典诗词的营养；而《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等政治抒情长诗，不仅在诗人和战士的统一上体现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以诗歌为“炸弹与旗帜”的主张，而且在艺术形式上学习了他那“楼梯式”的鼓点般的诗句格式，同时还借鉴了高兰抗战时期所写的颇有影响的朗诵诗的若干特点，具有高亢激越的音调和宽广多变的音域，具有一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宏伟气势。
总之，贺敬之是在党的哺育下、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优秀诗人。“文化大革命”使他十年沉默，但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唱出了动人心魄的《中国的十月》和《八一之歌》。对这位优秀诗人四十多年走过的创作道路，可以借用他自己的诗句来概括：
我呵
在党的怀抱中
长大***，
我的
鲜红的生命
写在这
鲜红旗帜的
皱折里。
——《放声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