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艺界的大会师与建国初期的文艺战]
第一节 文艺界的大会师与建国初期的文艺战线
一、第一次文代大会的召开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至十九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第一页。”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上的崩溃，中国将发生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始。从“五四”运动发端的我国新文艺在这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将如何获得进一步的繁荣发展呢？这是当时一切革命的和爱国的文学家、艺术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文艺界就在酝酿和讨论着革命文艺的新使命这个问题了。一九四九年初，大批华北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陆续来到刚刚解放的北平。三月二十二日，华北文化艺术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会，招待文艺界人士，由郭沫若提出了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成立新的全国性文学艺术界组织的动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接着便成立了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四十二人为委员的筹备委员会。六月二十六日，筹备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就大会召开的背景、意义和任务等发表了谈话。他指出：
……以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业已开始。在这样一个令人兴奋鼓舞的时期，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工业部门，不同艺术作风的代表们聚集一堂，举行这一个空前盛大与空前团结的大会，主要的目的便是要总结我们彼此的经验，交流我们彼此的意见，接受我们彼此的批评，砥砺我们彼此的学习，以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组织。①
第一次文代大会就是按照这样的意见召开的。会议代表八百二十四人，郭沫若为大会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在开幕式上，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发表讲话，祝贺大会的召开，并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朱德说：“我们的国家，在经历重重困难以后，将要达到一个光明的兴旺的时代。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学艺术，在经历困难时期并且克服自己的缺点以后，一定也要达到一个光明的兴旺的时代。人民是要兴旺起来的，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文学艺术也一定是要兴旺起来的。”②这就是党在新时代到来之时对文艺大军的期望。在大会进行期间，毛泽东主席也亲临会场，向代表们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①无论是朱德总司令的讲话，还是毛泽东主席的讲话，都包含着一个中心思想，即中国的文艺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文学艺术家。这是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文艺事业得以繁荣的首要前提。
第一次文代大会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议题来讨论文学艺术工作的。会议听取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郭沫若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以及茅盾、周扬分别总结国统区和解放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和郭沫若关于新中国文学艺术运动的总报告，着重强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文艺队伍的团结和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个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与此相联系，他们还讲到了文艺工作者自身的学习、改造与对旧文艺的改造等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大会作出决议：“一致认为他们所指出的在毛泽东主席的文艺方针之下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和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并“决心以最大努力来贯彻执行”。此外，还在“大会宣言”中指出：“文艺工作者和劳动人民结合的结果，使中国的文学艺术的面貌焕然一新”，“今后我们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①最后，大会产生了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紧接着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如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等。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选举茅盾任主席，丁玲、柯仲平任副主席。
第一次文代大会作为新中国文学史的开端，首先根据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确定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方向和道路。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通过对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分析，说明了工人、农民、解放军对革命胜利的贡献，指出他们创造历史的功绩和勤劳勇敢的品质，是值得文艺工作者加以歌颂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就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精神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特别要努力向工人阶级学习。同时，周恩来还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首先要熟悉工农兵，也不是说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但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②郭沫若在开幕词中明确主张，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他的总报告，从分析“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经验入手，说明了文艺必须和人民大众相结合，这是历史的使命，这是文艺得以兴旺的必由之路。
其次，这次文代会是我国各路文艺队伍大会师、大团结的一次空前盛会，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促进文艺界健全的民主作风，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保证。“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既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团结各个阶级、各种流派的文艺家，通过广泛的统一战线来迈开自己历史脚步的。在转入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以后，这种团结和统一战线，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在新的革命目标之下进一步加强。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专门讲了团结问题。他指出：“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结是这样一种情形的团结：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①郭沫若的总报告也着重强调了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性。他说：“现在，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一切过去没有卷入革命的人们。这就使文艺统一战线也可能取得比过去更广泛的基础。”他特别指出了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和批评的关系：“文艺上和政治上一样，统一战线里面有着不同的阶级，就自然有着不同的艺术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不可能一下子就归于一致。因此，我们容忍这些不同观点的存在，但是我们除了首先在政治上团结之外，还希望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团结。希望经过文艺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文学艺术工作者本身的努力，能够完全达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共同目标。……只有团结，没有批评，统一战线是不能巩固的，文艺界应该有一种健全的民主作风。”①后来的实践证明，没有这种“健全的民主作风”，文艺运动就会出现各种偏差，我们的文艺事业就要受到损害。
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迈出了第一步
第一次文代大会闭幕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诞生了。文代大会上提出的“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的口号，很快变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实际行动。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姿态迈入建国以后的新时期的。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领导全国人民有计划地进行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的纲领；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医治战争创伤、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一时期，在我国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这里面有经济的斗争，政治的斗争，军事的斗争，思想的斗争。这些运动对于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人民的国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为转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系列充满了无限丰富内容的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也为文艺创作打开了广阔的新天地。
在“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开展的文艺运动，一开始就显示出这样的突出特点：团结向上，生气蓬勃。文艺界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整风学习，逐步肃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文艺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已经在更大的范围内打开了。广大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处在历史的新的起跑点上的强烈革命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表现在他们对待生活、对待创作等等一切方面。尽管他们的作品往往在艺术上是幼稚的、粗糙的，尽管他们在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上还不时遇到各种问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住他们那种只有新生事物才具有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在民主革命时期作出过贡献的老的文学家、艺术家焕发了青春；一批文学艺术界的新人也在“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迈出的第一步中露出了头角。他们深入到农民中去，深入到工人和城镇劳动人民中去，深入到战斗在朝鲜三千里江山的志愿军中去，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工农兵的一员，热情反映新的生活和新的斗争，描写工农兵英雄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小说、戏剧、电影、诗歌、散文等，都出现了一批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那些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而还没有来得及形诸文字的作家，积极创作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描写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对昨天斗争的回顾中，充满着对今天的新中国新社会的歌颂之情。革命的现实主义取得了初步胜利。
当然，开国初期的文艺创作也遇到了这样一种矛盾：作家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研究，往往落后于他们那种急于表现和歌颂新生活的政治热情；作家对艺术技巧的探索和磨炼，还不能满足表达新的思想内容的需要。而这种矛盾之所以难以得到解决，还因为文艺界在贯彻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时，不顾和平建设时期和战争时期的不同历史条件，不但未能适应新的现实要求转变文学观念，反而更加滋长了政治实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复杂的文学艺术的精神劳动，却常常遇到把文艺的目的、任务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文艺批评。例如，文代会刚刚结束后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中那种片面理解“工农兵方向”的观点，一九五○年对阿垅论文《论倾向性》的批判，一九五一年对小说《我们夫妻之间》（萧也牧）、《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战斗到明天》（白刃）和电影《武训传》（孙瑜编导）、《关连长》（石挥据朱定同名小说改编）的批判，都表现出粗暴的、反现实主义的批评倾向，其根源盖出于政治实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这只能助长文艺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发展。
在积极创造新文艺的同时，对旧文艺的批判、学习和改造，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一次文代大会上就提出了旧文艺的改造问题。建国后，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我国丰富的戏曲遗产进行了积极的改革，鼓励各种戏曲形式自由竞赛。到一九五二年举行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便有一批富有人民性和艺术性的戏曲作品搬上了舞台。
总之，建国初期的文学艺术活动随着整个人民事业的进展而一同前进，“新的人民的文学艺术已在基本上代替了旧的、腐朽的、落后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①这就是第一次文代大会后“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所迈出的第一步。
三、第二次文代大会的召开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就从本年开始。在这个时期内，与人民事业一同前进的文学艺术运动，也面临着新的历史使命。它应该有新的发展，新的高度，以满足这个时期中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要求。这是第二次文代大会召开的社会背景。
从文学艺术运动自身的发展来看，这次文代大会的召开，也体现了这种发展的必然要求。自第一次文代大会以后，在“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这一口号下，新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积极为工农兵服务，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所带来的新情况，由于文艺事业面临了许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不曾遇到过的新问题，加之文艺领导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偏向，所有这些便使文艺运动和文学思潮存在着一定的混乱。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庸俗地、机械地理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在领导上以行政方式干涉文艺，在批评上简单粗暴，在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这种“左”的倾向在批评《武训传》的错误和随之而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中有所发展，损伤了第一次文代大会所倡导的“健全的民主作风”，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这就迫切需要总结一下四年以来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重新取得统一的认识，将文学艺术纳入正确的发展道路。
第二次文代大会于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六日在北京召开。正如第一次文代大会一样，这次会议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指导。开会之前，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了全国文联的机构和各协会的人选等问题，并曾就大会议程、任务、指导思想等问题作了指示。政府总理周恩来对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总理向大会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文艺工作者在经济建设时期所应该担负的任务。这就使广大的文学艺术家在讨论文艺问题时，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为了使文学艺术跟得上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步伐，这次文代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照艺术规律办事，抓好文艺创作。比起第一次文代大会来，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会议召开前，大会筹委会即明确一个指导思想：我国已进入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必须以抓创作为主。郭沫若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建设与人民的需要，本次文代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总结四年来的工作经验，进一步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事业，鼓励作家和艺术家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加强文学艺术界更紧密的团结，健全文艺工作者的组织机构，把任务明确化，改进工作，改进领导，使文学艺术的生产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①
为了提高文学艺术的生产力，与会代表认真讨论了如何从创作方法上提高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高度的问题以及如何塑造好英雄人物的问题。周扬在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步地和广泛地进行着社会主义的改造；在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正日益迅速地增长着并起着决定的作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取得了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共产党作为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在人民当中享有了无上的威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及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在全国人民中有极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了更广大的现实基础，因而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就具有更迫切和更重要的意义了。①
周扬不仅分析了在我国文艺创作中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必要和可能，而且进一步指出，这种倡导不应成为一种限制和束缚。“我们提倡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自由竞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但不束缚作家在选择题材、在表现形式和个人风格上的完全自由，而且正是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借以发挥作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毛泽东同志关于戏曲活动所指示的‘百花齐放’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方针。”②
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塑造好新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第二次文代大会既然以创作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就必然对新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作了重点讨论。周扬在报告中就我们国家和社会“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改造过程”，说明新英雄人物产生的现实基础和塑造正面英雄典型的必要性，同时，他还就歌颂和暴露的关系、现实和理想的关系、作家和时代的关系、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以及继承优秀遗产、发扬民族风格等问题，对新英雄人物的塑造发表了比较系统的意见，茅盾以《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为题，在文代会期间举行的中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具体结合文学创作的实际，围绕着人物性格的刻画、生活中矛盾冲突的表现、作家对生活的认识等三个问题，总结了英雄人物塑造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并就艺术技巧上的一些规律，发表了很好的看法。
第二次文代大会的突出成就，不仅在于它确定了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而且在于，它对“左”倾教条主义在文艺上的影响，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的批判，初步清算了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初步清算了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以及文艺事业组织领导上的行政命令作风等。这些倾向的共同问题是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简单化，批判这些倾向，对于认识文艺的特殊规律，扫除文艺发展的障碍，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周扬在报告中总结四年来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严重存在的。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从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并没有通过作家个人对群众生活的亲自体验、观察和研究，从而得到深刻的感受，变成作家的真正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基础。这些作家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主义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周扬也指出了文艺批评中存在的不良倾向：缺乏具体的科学的分析，不够实事求是。“有些批评家往往没有把整个倾向是反人民的作品和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整个倾向是进步的作品加以区别，没有把作家对生活的有意识的歪曲和由于作家认识能力不足或是表现技术不足而造成的对生活的不真实的描写加以区别，而在批评的时候一律采取揭露的、打击的态度。”“有些批评家在批评一个作品的时候，常常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教条公式出发。他们常常武断地、笼统地指责一篇作品这样没有描写对，那样也没有描写对，但却很少指出究竟怎样描写才对。”同时，周扬还批评了文艺的组织领导工作中“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用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的活动”，这种领导方法“同时也就助长了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①茅盾的报告，紧紧抓住文学创作中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塑造问题，分析了反现实主义的公式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形成的原因，提出了“必须反对在创作上那种‘无冲突论’或类似‘无冲突论’的倾向，反对那种脱离生活去描写生活的倾向；必须把从表现生活矛盾中去创造人物，作为现实主义的重要课题。”②这些正确的意见，是切中时弊的，对推动文艺创作走上健康的现实主义的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第二次文代大会在坚持马列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文艺的特殊规律，解决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上，也还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文艺的特殊性，在认识上还有含混不清之处。周扬的报告，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另一方面对这种作祟的思想批判不力，甚至继续提出一些简单化的要求（如强调文艺要紧密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甚至要文艺直接表现党的政策等）。历史证明，不肃清“左”倾教条主义对文艺的影响，只强调从创作技巧的提高中去克服概念化、公式化，是不会有什么积极成效的。其次，在正确地强调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重要意义时，也夹杂着某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提法，如片面地把表现新的英雄人物说成是“文艺创作的最崇高的任务”、“首要的任务”，把“写英雄可不可以写他的缺点”这样在当时理所当然要提出并且也是有所指的问题，简单地斥为“提出问题就是不恰当的”。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悄悄地滥觞了后来被“四人帮”加以利用的那些东西了。
但这毕竟是前进中的问题。第二次文代大会总结了第一次文代大会后新中国文艺迈出的第一步，又成功地迈开了第二步。这次大会对促进文艺的繁荣发展起了不可抹煞的积极的历史作用。此后的两三年中，文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大批作家以更大的积极主动性深入工矿农村，体验生活，反映生活；为数不少的青年作家健康地成长起来，表现了他们特有的文学才华。文艺创作上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向：从简单地配合政治运动、描写事件的过程，转向真实地反映生活、生动地刻画人物性格。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优秀作品的问世证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中国文学，比起第一次文代大会后的四年来，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一、第一次文代大会的召开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至十九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第一页。”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上的崩溃，中国将发生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始。从“五四”运动发端的我国新文艺在这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将如何获得进一步的繁荣发展呢？这是当时一切革命的和爱国的文学家、艺术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文艺界就在酝酿和讨论着革命文艺的新使命这个问题了。一九四九年初，大批华北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陆续来到刚刚解放的北平。三月二十二日，华北文化艺术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会，招待文艺界人士，由郭沫若提出了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成立新的全国性文学艺术界组织的动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接着便成立了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四十二人为委员的筹备委员会。六月二十六日，筹备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就大会召开的背景、意义和任务等发表了谈话。他指出：
……以建设为主要任务的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业已开始。在这样一个令人兴奋鼓舞的时期，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工业部门，不同艺术作风的代表们聚集一堂，举行这一个空前盛大与空前团结的大会，主要的目的便是要总结我们彼此的经验，交流我们彼此的意见，接受我们彼此的批评，砥砺我们彼此的学习，以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组织。①
第一次文代大会就是按照这样的意见召开的。会议代表八百二十四人，郭沫若为大会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在开幕式上，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发表讲话，祝贺大会的召开，并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朱德说：“我们的国家，在经历重重困难以后，将要达到一个光明的兴旺的时代。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学艺术，在经历困难时期并且克服自己的缺点以后，一定也要达到一个光明的兴旺的时代。人民是要兴旺起来的，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文学艺术也一定是要兴旺起来的。”②这就是党在新时代到来之时对文艺大军的期望。在大会进行期间，毛泽东主席也亲临会场，向代表们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①无论是朱德总司令的讲话，还是毛泽东主席的讲话，都包含着一个中心思想，即中国的文艺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文学艺术家。这是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文艺事业得以繁荣的首要前提。
第一次文代大会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议题来讨论文学艺术工作的。会议听取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郭沫若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以及茅盾、周扬分别总结国统区和解放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和郭沫若关于新中国文学艺术运动的总报告，着重强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文艺队伍的团结和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个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与此相联系，他们还讲到了文艺工作者自身的学习、改造与对旧文艺的改造等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大会作出决议：“一致认为他们所指出的在毛泽东主席的文艺方针之下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和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并“决心以最大努力来贯彻执行”。此外，还在“大会宣言”中指出：“文艺工作者和劳动人民结合的结果，使中国的文学艺术的面貌焕然一新”，“今后我们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①最后，大会产生了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紧接着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如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等。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选举茅盾任主席，丁玲、柯仲平任副主席。
第一次文代大会作为新中国文学史的开端，首先根据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确定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方向和道路。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通过对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分析，说明了工人、农民、解放军对革命胜利的贡献，指出他们创造历史的功绩和勤劳勇敢的品质，是值得文艺工作者加以歌颂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就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精神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特别要努力向工人阶级学习。同时，周恩来还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首先要熟悉工农兵，也不是说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但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②郭沫若在开幕词中明确主张，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他的总报告，从分析“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经验入手，说明了文艺必须和人民大众相结合，这是历史的使命，这是文艺得以兴旺的必由之路。
其次，这次文代会是我国各路文艺队伍大会师、大团结的一次空前盛会，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促进文艺界健全的民主作风，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保证。“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既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团结各个阶级、各种流派的文艺家，通过广泛的统一战线来迈开自己历史脚步的。在转入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以后，这种团结和统一战线，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在新的革命目标之下进一步加强。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专门讲了团结问题。他指出：“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结是这样一种情形的团结：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①郭沫若的总报告也着重强调了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性。他说：“现在，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一切过去没有卷入革命的人们。这就使文艺统一战线也可能取得比过去更广泛的基础。”他特别指出了统一战线内部团结和批评的关系：“文艺上和政治上一样，统一战线里面有着不同的阶级，就自然有着不同的艺术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不可能一下子就归于一致。因此，我们容忍这些不同观点的存在，但是我们除了首先在政治上团结之外，还希望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团结。希望经过文艺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文学艺术工作者本身的努力，能够完全达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共同目标。……只有团结，没有批评，统一战线是不能巩固的，文艺界应该有一种健全的民主作风。”①后来的实践证明，没有这种“健全的民主作风”，文艺运动就会出现各种偏差，我们的文艺事业就要受到损害。
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迈出了第一步
第一次文代大会闭幕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诞生了。文代大会上提出的“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的口号，很快变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实际行动。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姿态迈入建国以后的新时期的。
建国后的头三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领导全国人民有计划地进行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的纲领；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医治战争创伤、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一时期，在我国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这里面有经济的斗争，政治的斗争，军事的斗争，思想的斗争。这些运动对于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人民的国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为转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系列充满了无限丰富内容的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也为文艺创作打开了广阔的新天地。
在“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开展的文艺运动，一开始就显示出这样的突出特点：团结向上，生气蓬勃。文艺界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和整风学习，逐步肃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文艺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已经在更大的范围内打开了。广大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处在历史的新的起跑点上的强烈革命热情和革命乐观主义，表现在他们对待生活、对待创作等等一切方面。尽管他们的作品往往在艺术上是幼稚的、粗糙的，尽管他们在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上还不时遇到各种问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住他们那种只有新生事物才具有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在民主革命时期作出过贡献的老的文学家、艺术家焕发了青春；一批文学艺术界的新人也在“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迈出的第一步中露出了头角。他们深入到农民中去，深入到工人和城镇劳动人民中去，深入到战斗在朝鲜三千里江山的志愿军中去，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工农兵的一员，热情反映新的生活和新的斗争，描写工农兵英雄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小说、戏剧、电影、诗歌、散文等，都出现了一批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那些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而还没有来得及形诸文字的作家，积极创作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描写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对昨天斗争的回顾中，充满着对今天的新中国新社会的歌颂之情。革命的现实主义取得了初步胜利。
当然，开国初期的文艺创作也遇到了这样一种矛盾：作家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研究，往往落后于他们那种急于表现和歌颂新生活的政治热情；作家对艺术技巧的探索和磨炼，还不能满足表达新的思想内容的需要。而这种矛盾之所以难以得到解决，还因为文艺界在贯彻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时，不顾和平建设时期和战争时期的不同历史条件，不但未能适应新的现实要求转变文学观念，反而更加滋长了政治实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复杂的文学艺术的精神劳动，却常常遇到把文艺的目的、任务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文艺批评。例如，文代会刚刚结束后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中那种片面理解“工农兵方向”的观点，一九五○年对阿垅论文《论倾向性》的批判，一九五一年对小说《我们夫妻之间》（萧也牧）、《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战斗到明天》（白刃）和电影《武训传》（孙瑜编导）、《关连长》（石挥据朱定同名小说改编）的批判，都表现出粗暴的、反现实主义的批评倾向，其根源盖出于政治实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这只能助长文艺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发展。
在积极创造新文艺的同时，对旧文艺的批判、学习和改造，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一次文代大会上就提出了旧文艺的改造问题。建国后，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我国丰富的戏曲遗产进行了积极的改革，鼓励各种戏曲形式自由竞赛。到一九五二年举行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便有一批富有人民性和艺术性的戏曲作品搬上了舞台。
总之，建国初期的文学艺术活动随着整个人民事业的进展而一同前进，“新的人民的文学艺术已在基本上代替了旧的、腐朽的、落后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①这就是第一次文代大会后“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所迈出的第一步。
三、第二次文代大会的召开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就从本年开始。在这个时期内，与人民事业一同前进的文学艺术运动，也面临着新的历史使命。它应该有新的发展，新的高度，以满足这个时期中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要求。这是第二次文代大会召开的社会背景。
从文学艺术运动自身的发展来看，这次文代大会的召开，也体现了这种发展的必然要求。自第一次文代大会以后，在“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这一口号下，新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积极为工农兵服务，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所带来的新情况，由于文艺事业面临了许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不曾遇到过的新问题，加之文艺领导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偏向，所有这些便使文艺运动和文学思潮存在着一定的混乱。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庸俗地、机械地理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在领导上以行政方式干涉文艺，在批评上简单粗暴，在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这种“左”的倾向在批评《武训传》的错误和随之而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中有所发展，损伤了第一次文代大会所倡导的“健全的民主作风”，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这就迫切需要总结一下四年以来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重新取得统一的认识，将文学艺术纳入正确的发展道路。
第二次文代大会于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六日在北京召开。正如第一次文代大会一样，这次会议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指导。开会之前，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了全国文联的机构和各协会的人选等问题，并曾就大会议程、任务、指导思想等问题作了指示。政府总理周恩来对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总理向大会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文艺工作者在经济建设时期所应该担负的任务。这就使广大的文学艺术家在讨论文艺问题时，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为了使文学艺术跟得上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步伐，这次文代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照艺术规律办事，抓好文艺创作。比起第一次文代大会来，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会议召开前，大会筹委会即明确一个指导思想：我国已进入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必须以抓创作为主。郭沫若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建设与人民的需要，本次文代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总结四年来的工作经验，进一步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事业，鼓励作家和艺术家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加强文学艺术界更紧密的团结，健全文艺工作者的组织机构，把任务明确化，改进工作，改进领导，使文学艺术的生产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①
为了提高文学艺术的生产力，与会代表认真讨论了如何从创作方法上提高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高度的问题以及如何塑造好英雄人物的问题。周扬在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步地和广泛地进行着社会主义的改造；在人民生活中社会主义因素正日益迅速地增长着并起着决定的作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取得了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共产党作为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在人民当中享有了无上的威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及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在全国人民中有极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了更广大的现实基础，因而进一步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就具有更迫切和更重要的意义了。①
周扬不仅分析了在我国文艺创作中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必要和可能，而且进一步指出，这种倡导不应成为一种限制和束缚。“我们提倡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自由竞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但不束缚作家在选择题材、在表现形式和个人风格上的完全自由，而且正是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借以发挥作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毛泽东同志关于戏曲活动所指示的‘百花齐放’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方针。”②
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塑造好新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第二次文代大会既然以创作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就必然对新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作了重点讨论。周扬在报告中就我们国家和社会“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改造过程”，说明新英雄人物产生的现实基础和塑造正面英雄典型的必要性，同时，他还就歌颂和暴露的关系、现实和理想的关系、作家和时代的关系、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以及继承优秀遗产、发扬民族风格等问题，对新英雄人物的塑造发表了比较系统的意见，茅盾以《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为题，在文代会期间举行的中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具体结合文学创作的实际，围绕着人物性格的刻画、生活中矛盾冲突的表现、作家对生活的认识等三个问题，总结了英雄人物塑造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并就艺术技巧上的一些规律，发表了很好的看法。
第二次文代大会的突出成就，不仅在于它确定了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而且在于，它对“左”倾教条主义在文艺上的影响，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的批判，初步清算了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初步清算了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以及文艺事业组织领导上的行政命令作风等。这些倾向的共同问题是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简单化，批判这些倾向，对于认识文艺的特殊规律，扫除文艺发展的障碍，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周扬在报告中总结四年来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严重存在的。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从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并没有通过作家个人对群众生活的亲自体验、观察和研究，从而得到深刻的感受，变成作家的真正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基础。这些作家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主义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周扬也指出了文艺批评中存在的不良倾向：缺乏具体的科学的分析，不够实事求是。“有些批评家往往没有把整个倾向是反人民的作品和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整个倾向是进步的作品加以区别，没有把作家对生活的有意识的歪曲和由于作家认识能力不足或是表现技术不足而造成的对生活的不真实的描写加以区别，而在批评的时候一律采取揭露的、打击的态度。”“有些批评家在批评一个作品的时候，常常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教条公式出发。他们常常武断地、笼统地指责一篇作品这样没有描写对，那样也没有描写对，但却很少指出究竟怎样描写才对。”同时，周扬还批评了文艺的组织领导工作中“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用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的活动”，这种领导方法“同时也就助长了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①茅盾的报告，紧紧抓住文学创作中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塑造问题，分析了反现实主义的公式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形成的原因，提出了“必须反对在创作上那种‘无冲突论’或类似‘无冲突论’的倾向，反对那种脱离生活去描写生活的倾向；必须把从表现生活矛盾中去创造人物，作为现实主义的重要课题。”②这些正确的意见，是切中时弊的，对推动文艺创作走上健康的现实主义的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第二次文代大会在坚持马列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文艺的特殊规律，解决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上，也还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文艺的特殊性，在认识上还有含混不清之处。周扬的报告，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另一方面对这种作祟的思想批判不力，甚至继续提出一些简单化的要求（如强调文艺要紧密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甚至要文艺直接表现党的政策等）。历史证明，不肃清“左”倾教条主义对文艺的影响，只强调从创作技巧的提高中去克服概念化、公式化，是不会有什么积极成效的。其次，在正确地强调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重要意义时，也夹杂着某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提法，如片面地把表现新的英雄人物说成是“文艺创作的最崇高的任务”、“首要的任务”，把“写英雄可不可以写他的缺点”这样在当时理所当然要提出并且也是有所指的问题，简单地斥为“提出问题就是不恰当的”。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悄悄地滥觞了后来被“四人帮”加以利用的那些东西了。
但这毕竟是前进中的问题。第二次文代大会总结了第一次文代大会后新中国文艺迈出的第一步，又成功地迈开了第二步。这次大会对促进文艺的繁荣发展起了不可抹煞的积极的历史作用。此后的两三年中，文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大批作家以更大的积极主动性深入工矿农村，体验生活，反映生活；为数不少的青年作家健康地成长起来，表现了他们特有的文学才华。文艺创作上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向：从简单地配合政治运动、描写事件的过程，转向真实地反映生活、生动地刻画人物性格。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优秀作品的问世证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中国文学，比起第一次文代大会后的四年来，已经前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