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毛泽东诗词]
第一节 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一八九三——一九七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杰出的诗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他和他的战友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从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活动中，为我们留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斗争经验结晶——毛泽东思想，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可宝贵的文学遗产——毛泽东诗词。
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共四十五首。个别篇章解放前就发表过，大部份篇章是建国后发表或创作的。按照创作时间顺序说，写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作品共二十五首，写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作品共二十首。这些诗词产生的影响强烈而广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就曾引起过解放区和国统区特别是重庆文艺界、知识界的轰动，当时有十多家报刊发表了步韵唱和之作。一九五七年，《诗刊》创刊号集中刊载了毛泽东的旧作新作十八首，进而将影响推向全国，许多刊物立即开展了讨论，一些篇章很快为广大读者所传诵。随后，包括苏联、日本、美国在内的许多欧、美、亚、非国家都相继介绍、刊载和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诗词中的大部份篇章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在这些篇章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革命征途中的深刻感受，对人民武装斗争的诸多历史事件做了富有魅力的艺术反映。《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等，都是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战斗生活为抒写内容的。取材于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诗篇，有《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等。《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则是解放战争取得根本性胜利这最为雄壮的历史一幕的生动纪录。这些诗章构成了一曲中国革命及其斗争业绩的不同凡响的颂歌。对文学艺术的源泉问题，毛泽东有个著名的论断：“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①他的诗词就是这个论断的最好佐证。如果按照写作时间顺序吟诵上述篇章，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轨迹，能够听到中国人民在通向新中国征途上胜利前进的脚步声。然而文学毕竟不是历史，诗歌更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客观再现。毛泽东是个天才的诗人，他十分懂得艺术规律，其诗词的主体性极强，在他的笔下读者首先和主要看到的是一个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个形象在我国诗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第一，他是以一个群体和阶级的伟大代表的面貌出现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的“我”，显然都是红军将士群体的艺术符号。由于在情感、意志、理想上诗人自我与无产阶级、中国人民完全融为一体，因而诗词中的红军将士群体形象就与抒情主人公合二而一。如《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处？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这是首表现红军雪中行军的词，上阙写行军情景与气势，下阙写行军方向与目的，全词浸透着一个“情”字：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古田会议之后，为实现“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漫天飞雪、高山压顶也阻挡不住“十万工农下吉安”、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意志。“雪里行军情更迫”——这“情”字既是红军将士群体的，又是诗人自我的。应该说，毛泽东诗词中这种主体与客体融而为一的形象创造，是诗人作为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心态及其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然表现。
第二，他有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和坚信胜利的战斗豪情。如果说这个抒情主人公抒发的是红军、阶级和人民的思想感情，那么英雄气概和战斗豪情则是这种思想感情的基本因子和显著特征。如《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全诗八句四联。首联两句是对长征全过程的高度艺术概括，这种带着强烈主体意识的概括本身就突出地显示了红军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接着在颔联、颈联四句中，诗人选取长征途中几个艰难惊险场面，以“腾细浪”“走泥丸”“云崖暖”“铁索寒”等主观感受方式，对“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作了具体烘托与点染。最后尾联两句中为“更喜”与“尽开颜”，与首联中的“不怕”与“只等闲”相呼应，生动地表现了红军胜利的喜悦和战斗豪情。《七律·长征》中的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也是毛泽东全部创作的基调，因而他的诗词特别能够引起革命群众的共鸣，一些诗句不仅为人们所喜爱而且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诸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清平乐·六盘山》）“俱往矣，数***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
建国以后，毛泽东仍然以这样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创造，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际斗争中汲取诗情。
《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及七律《送瘟神二首》、《到韶山》、《登庐山》、《答友人》等，是诗人面对着新时代、新形势、并体现着他的思考的一组诗篇。这些诗篇以雄观千古的视野和气吞山河的胸怀，在今昔对比中，讴歌“换了人间”的社会现实和创造了这个奇迹的中国人民。当代诗苑抒写社会主义建设的篇章比比皆是，但是在思想的精深、意境的邈远、想象的奇丽、气势的宏伟上，毛泽东的诗词是独树一帜的：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这首以“游泳”为题的“水调歌头”，从畅游长江的感受写到长江大桥的兴建和三峡水库建设的远景规划。在这里，诗人将现实与历史、人间与神话熔为一炉，以豪迈的气魄和隽永的意境歌颂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光辉前景，凸现了我国人民在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的英雄风姿，读了叫人心胸开阔，精神振奋，井获得美的享受。
进入六十年代，毛泽东的艺术笔触转向国际舞台。面对着风云变幻的严峻形势，他写下《七绝·庐山仙人洞》、《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念奴娇·鸟儿问答》等诗篇。这些诗篇或寄情于景，或直抒胸臆，或采取比喻象征，或化用神话寓言，创造了一些革命者的象征性形象，如“奋起千钧棒”的金猴，“欢喜漫天雪”的梅花，“展翅九万里”的鲲鹏，以及“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劲松等等。这些形象的创造，寄寓着诗人的斗争哲学，抒发了革命家不怕孤立、不怕高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情怀。
以中国革命形势为背景展现诗人的精神境界的诗作还有他早期的两首词《沁园春·长沙》与《菩萨蛮·黄鹤楼》。前者写于一九二五年，诗人通过记游，在描绘祖国壮丽山河和对少年时期风华岁月的追忆中，表达了深厚的爱国之情和伟大的政治抱负。后者写于一九二七年，诗人通过抒写登黄鹤楼之所见所感，表达了自己对大革命失败前夕政治形势的深切关注，以及对新的革命高潮的热切企盼。
此外，毛泽东诗词还触及到爱情、家庭和友谊领域。《贺新郎·挥手从兹去》（一九二七年）以情、景、意和谐统一的生动画面，细致地描述了诗人告别夫人杨开慧时的离愁别绪，表现了两个革命者之间的真挚爱情，抒发了他们患难与共、献身革命的崇高情态。《蝶恋花·答李淑一》（一九五七年）是对杨开慧、柳直荀二烈士的怀念之作，诗人以浪漫主义境地的创造和浓烈的思想感情抒发，向革命先烈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九四九年）从追忆往事、畅叙友情中，以精深的哲理和真诚的感情，帮助革命友人开阔胸怀，提高精神境界。《七津·吊罗荣桓同志》（一九六三年）通过赞美罗荣桓将军光辉的一生及其崇高的政治品格，表现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诗人对战友的沉痛悼念之情。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意识特别强，他常常以现实与历史相交融的艺术构思创造自己的艺术形象；然而从正面雄视与思考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之作，则是他一九六四年写下的《贺新郎·读史》。这首词以最简明的语言，生动地概括了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并在形象的评说中抒发了自己读史的感受，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意境深邃，气势恢闳，确是前无古人之作。
一九五七年，诗人在谈到自己诗作的一封信里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①旧体诗词是否束缚思想而不易在青年中提倡，此处姑且不论；至于说自己的作品诗味不多和没有什么特色，则属自谦之辞。毛泽东诗词堪称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它们不仅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有巨大的审美价值，在艺术表现上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诗人的诗歌创作，既接受了我国古代以来现实主义传统，深刻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又吸收了浪漫主义大师们的艺术方法，借助大胆的想象与夸张，采用豪迈的、象征的、富于激情和鼓动性的语言抒写伟大的抱负和奔放的热情。他力图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使理想与现实达到辩证的统一。如《七津二首·送瘟神》在新旧社会两种景象的对照中，以“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这些神话般的描绘，描摹社会主义时代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英姿和祖国山河面貌的变化，读了既受鼓舞又觉得十分真实。每首诗词结合的手法和比重又是多种多样的。就手法讲：有的由实写转入抒情；有的则直抒胸臆，把理想与现实熔为一炉；有的从现实生发想象，进入优美的神话境界；有的则通篇驰骋想象于神话世界中，别具一格地抒写情感和表达对事物的赞美。就比重讲，《念奴娇·昆仑》、《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都是从现实出发，在浓郁的浪漫主义氛围中寄寓作者的理想，属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成份都很充分之作；《沁园春·长沙》、《浪淘沙·北戴河》等，对现实做如实地描写，构成生动鲜明的图画，又着上浪漫主义色彩，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属于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之作；《蝶恋花·答李淑一》，除“我失骄杨君失柳”句外，其余描写的都是虚幻的境界，则属于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之作。
诗人在与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①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就深得此中精妙。如《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借用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妖精”、“唐僧”、“孙悟空”三个形象来比喻政治上的敌友我，由于比喻生动贴切，因而诗人不仅寓意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正确处理政治上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道理，而且使自己的作品意象飞动，气势磅礴，富有艺术感染力。又如《贺新郎·读史》把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思考这样一个重大命题容纳在百十字的词里，如果不是运用拟人化手法（诸如“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的比喻，“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描绘等），想创造出如此鲜明的形象和深邃的意境，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寄情于景或托物言志，是古典诗词、同时也是毛泽东诗词的一大艺术特色。在他的笔下凡景都饱和着情，凡物都蕴含着志；而这一切是与诗人天才的想象力分不开的。如由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构成的虹，本是人们常见的自然景色，然而诗人却展开想象的翅膀，以“谁持彩练当空舞”（《菩萨蛮·大柏地》）的神来之笔，创造了一个赞颂革命根据地风光无限好的、意象飞动而寓意深刻的境界。又如《卜算子·咏梅》通过抒写梅花的高洁，表现革命者不畏艰险、信念坚定、大公无私、谦虚自处的品格，这种拟人手法的运用就是以想象的方式实现的，是想象的功能创造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样崇高的境界。
另外，诗人还善于采取动静相应（如“风樯动，龟蛇静”，“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移情于物（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虚实相衬（如《十六字令三首》中眼前的景和想象的景结合）等表现手法，塑造形象，开拓意境，深化主题。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重要观点，他运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现现代的革命的内容，就充分体现着这个艺术创造精神。旧体诗词音韵和谐，节奏流转，但格律拘泥，有束缚思想的一面。毛泽东诗词体现了格律要求，保存节奏上的音乐美等特点，但有时也从表现特定内容的需要出发，对成规有所突破和创新。
用典是旧体诗词常见的表现手法。毛泽东最善于灵活运用为人们所熟知、有生命力的典故，抒情言志，阐明事理，为表现作品主题服务。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活用楚汉之争项羽因沽名而被刘邦打败的典故，他撇开了谁是谁非的故实，仅取胜败因果关系这一层面，翻出新意。“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如同警钟，使人们在体味历史教训之中，倍觉解放军渡江意义的重大。又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运用“飞将军”的典故，把那场伏击战中，我红军战士自山顶冲下，犹如天降，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的情形做了生动的比喻和概括，大大增强了形象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其实，历史上飞将军李广并没有打过类似的伏击战，这里只是取他骁勇善战的特点。可见，诗人用典而不拘于典，善于活用典故，为表现特定思想内涵服务。
毛泽东诗词中还多用神话故事。如头触不周山的共工，月宫的吴刚、嫦娥，天上的牛郎，山中的神女，《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等。这些神话中的人物都被诗人注进了新的血液，闪耀出时代的光辉。如神话中的吴刚、嫦娥，一个苦恼，一个寂寞，但诗人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对这两个形象进行了再创造：杨、柳二烈士忠魂升入九重霄，他们一个捧酒，一个献舞，洋溢出敬爱欣喜之情。这就更加表现了杨、柳二烈士的可钦可佩，强化了诗人怀念、赞颂革命战友之情的抒发。
吸收寓言故事中的形象入诗，也是毛泽东诗词的一个特点。例如鲲鹏、蓬间雀、黄鹤等形象。诗人对这些形象，用头用足，或增或删，突出地表现了“古为今用”的创造精神。
毛泽东诗词对古典诗词传统题材的“推陈出新”，更令人叹服。如秋景在古人的笔下常常是“人生几何”的象征，与无可奈何的伤感、愁苦心境与情绪相联系；而诗人在《采桑子·重阳》中反其道而行之：秋光诚然不似春光，但它却胜过春光，因为秋风严霜能够摧枯拉朽，造成一个万里江天明净晴朗的世界。又如古人的咏雪诗多为抒发对雪景的欣喜之情和关心人民疾若之作，这些作品虽然不乏优美意境的创造，但情思总嫌纤巧；而诗人的《沁园春·雪》一词则别开生面，以磅礴的气势和宽广的胸怀，通过奇伟壮丽的雪景描写，表达了浓烈的爱国主义主题，其意境之开阔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诗词的抒情色彩特别浓厚，在接受民族文学影响方面，他更多接受的是屈原、李白、苏轼等人的浪漫主义艺术传统，但比之古人，他的作品意境更开阔，情思更深远，格调更高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雄浑、豪迈、挺拔的艺术风格。
毛泽东（一八九三——一九七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杰出的诗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他和他的战友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从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活动中，为我们留下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斗争经验结晶——毛泽东思想，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可宝贵的文学遗产——毛泽东诗词。
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共四十五首。个别篇章解放前就发表过，大部份篇章是建国后发表或创作的。按照创作时间顺序说，写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作品共二十五首，写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作品共二十首。这些诗词产生的影响强烈而广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就曾引起过解放区和国统区特别是重庆文艺界、知识界的轰动，当时有十多家报刊发表了步韵唱和之作。一九五七年，《诗刊》创刊号集中刊载了毛泽东的旧作新作十八首，进而将影响推向全国，许多刊物立即开展了讨论，一些篇章很快为广大读者所传诵。随后，包括苏联、日本、美国在内的许多欧、美、亚、非国家都相继介绍、刊载和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诗词中的大部份篇章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在这些篇章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革命征途中的深刻感受，对人民武装斗争的诸多历史事件做了富有魅力的艺术反映。《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等，都是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战斗生活为抒写内容的。取材于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诗篇，有《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等。《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则是解放战争取得根本性胜利这最为雄壮的历史一幕的生动纪录。这些诗章构成了一曲中国革命及其斗争业绩的不同凡响的颂歌。对文学艺术的源泉问题，毛泽东有个著名的论断：“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①他的诗词就是这个论断的最好佐证。如果按照写作时间顺序吟诵上述篇章，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轨迹，能够听到中国人民在通向新中国征途上胜利前进的脚步声。然而文学毕竟不是历史，诗歌更不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客观再现。毛泽东是个天才的诗人，他十分懂得艺术规律，其诗词的主体性极强，在他的笔下读者首先和主要看到的是一个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个形象在我国诗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第一，他是以一个群体和阶级的伟大代表的面貌出现的。“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的“我”，显然都是红军将士群体的艺术符号。由于在情感、意志、理想上诗人自我与无产阶级、中国人民完全融为一体，因而诗词中的红军将士群体形象就与抒情主人公合二而一。如《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处？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这是首表现红军雪中行军的词，上阙写行军情景与气势，下阙写行军方向与目的，全词浸透着一个“情”字：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古田会议之后，为实现“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漫天飞雪、高山压顶也阻挡不住“十万工农下吉安”、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意志。“雪里行军情更迫”——这“情”字既是红军将士群体的，又是诗人自我的。应该说，毛泽东诗词中这种主体与客体融而为一的形象创造，是诗人作为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心态及其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必然表现。
第二，他有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和坚信胜利的战斗豪情。如果说这个抒情主人公抒发的是红军、阶级和人民的思想感情，那么英雄气概和战斗豪情则是这种思想感情的基本因子和显著特征。如《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全诗八句四联。首联两句是对长征全过程的高度艺术概括，这种带着强烈主体意识的概括本身就突出地显示了红军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接着在颔联、颈联四句中，诗人选取长征途中几个艰难惊险场面，以“腾细浪”“走泥丸”“云崖暖”“铁索寒”等主观感受方式，对“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概作了具体烘托与点染。最后尾联两句中为“更喜”与“尽开颜”，与首联中的“不怕”与“只等闲”相呼应，生动地表现了红军胜利的喜悦和战斗豪情。《七律·长征》中的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也是毛泽东全部创作的基调，因而他的诗词特别能够引起革命群众的共鸣，一些诗句不仅为人们所喜爱而且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诸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清平乐·六盘山》）“俱往矣，数***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
建国以后，毛泽东仍然以这样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创造，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际斗争中汲取诗情。
《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及七律《送瘟神二首》、《到韶山》、《登庐山》、《答友人》等，是诗人面对着新时代、新形势、并体现着他的思考的一组诗篇。这些诗篇以雄观千古的视野和气吞山河的胸怀，在今昔对比中，讴歌“换了人间”的社会现实和创造了这个奇迹的中国人民。当代诗苑抒写社会主义建设的篇章比比皆是，但是在思想的精深、意境的邈远、想象的奇丽、气势的宏伟上，毛泽东的诗词是独树一帜的：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这首以“游泳”为题的“水调歌头”，从畅游长江的感受写到长江大桥的兴建和三峡水库建设的远景规划。在这里，诗人将现实与历史、人间与神话熔为一炉，以豪迈的气魄和隽永的意境歌颂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光辉前景，凸现了我国人民在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的英雄风姿，读了叫人心胸开阔，精神振奋，井获得美的享受。
进入六十年代，毛泽东的艺术笔触转向国际舞台。面对着风云变幻的严峻形势，他写下《七绝·庐山仙人洞》、《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念奴娇·鸟儿问答》等诗篇。这些诗篇或寄情于景，或直抒胸臆，或采取比喻象征，或化用神话寓言，创造了一些革命者的象征性形象，如“奋起千钧棒”的金猴，“欢喜漫天雪”的梅花，“展翅九万里”的鲲鹏，以及“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劲松等等。这些形象的创造，寄寓着诗人的斗争哲学，抒发了革命家不怕孤立、不怕高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情怀。
以中国革命形势为背景展现诗人的精神境界的诗作还有他早期的两首词《沁园春·长沙》与《菩萨蛮·黄鹤楼》。前者写于一九二五年，诗人通过记游，在描绘祖国壮丽山河和对少年时期风华岁月的追忆中，表达了深厚的爱国之情和伟大的政治抱负。后者写于一九二七年，诗人通过抒写登黄鹤楼之所见所感，表达了自己对大革命失败前夕政治形势的深切关注，以及对新的革命高潮的热切企盼。
此外，毛泽东诗词还触及到爱情、家庭和友谊领域。《贺新郎·挥手从兹去》（一九二七年）以情、景、意和谐统一的生动画面，细致地描述了诗人告别夫人杨开慧时的离愁别绪，表现了两个革命者之间的真挚爱情，抒发了他们患难与共、献身革命的崇高情态。《蝶恋花·答李淑一》（一九五七年）是对杨开慧、柳直荀二烈士的怀念之作，诗人以浪漫主义境地的创造和浓烈的思想感情抒发，向革命先烈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九四九年）从追忆往事、畅叙友情中，以精深的哲理和真诚的感情，帮助革命友人开阔胸怀，提高精神境界。《七津·吊罗荣桓同志》（一九六三年）通过赞美罗荣桓将军光辉的一生及其崇高的政治品格，表现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诗人对战友的沉痛悼念之情。
毛泽东诗词的历史意识特别强，他常常以现实与历史相交融的艺术构思创造自己的艺术形象；然而从正面雄视与思考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之作，则是他一九六四年写下的《贺新郎·读史》。这首词以最简明的语言，生动地概括了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并在形象的评说中抒发了自己读史的感受，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意境深邃，气势恢闳，确是前无古人之作。
一九五七年，诗人在谈到自己诗作的一封信里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①旧体诗词是否束缚思想而不易在青年中提倡，此处姑且不论；至于说自己的作品诗味不多和没有什么特色，则属自谦之辞。毛泽东诗词堪称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它们不仅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有巨大的审美价值，在艺术表现上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诗人的诗歌创作，既接受了我国古代以来现实主义传统，深刻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又吸收了浪漫主义大师们的艺术方法，借助大胆的想象与夸张，采用豪迈的、象征的、富于激情和鼓动性的语言抒写伟大的抱负和奔放的热情。他力图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使理想与现实达到辩证的统一。如《七津二首·送瘟神》在新旧社会两种景象的对照中，以“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这些神话般的描绘，描摹社会主义时代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英姿和祖国山河面貌的变化，读了既受鼓舞又觉得十分真实。每首诗词结合的手法和比重又是多种多样的。就手法讲：有的由实写转入抒情；有的则直抒胸臆，把理想与现实熔为一炉；有的从现实生发想象，进入优美的神话境界；有的则通篇驰骋想象于神话世界中，别具一格地抒写情感和表达对事物的赞美。就比重讲，《念奴娇·昆仑》、《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都是从现实出发，在浓郁的浪漫主义氛围中寄寓作者的理想，属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成份都很充分之作；《沁园春·长沙》、《浪淘沙·北戴河》等，对现实做如实地描写，构成生动鲜明的图画，又着上浪漫主义色彩，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属于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之作；《蝶恋花·答李淑一》，除“我失骄杨君失柳”句外，其余描写的都是虚幻的境界，则属于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之作。
诗人在与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①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就深得此中精妙。如《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借用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妖精”、“唐僧”、“孙悟空”三个形象来比喻政治上的敌友我，由于比喻生动贴切，因而诗人不仅寓意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正确处理政治上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道理，而且使自己的作品意象飞动，气势磅礴，富有艺术感染力。又如《贺新郎·读史》把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思考这样一个重大命题容纳在百十字的词里，如果不是运用拟人化手法（诸如“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的比喻，“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描绘等），想创造出如此鲜明的形象和深邃的意境，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寄情于景或托物言志，是古典诗词、同时也是毛泽东诗词的一大艺术特色。在他的笔下凡景都饱和着情，凡物都蕴含着志；而这一切是与诗人天才的想象力分不开的。如由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构成的虹，本是人们常见的自然景色，然而诗人却展开想象的翅膀，以“谁持彩练当空舞”（《菩萨蛮·大柏地》）的神来之笔，创造了一个赞颂革命根据地风光无限好的、意象飞动而寓意深刻的境界。又如《卜算子·咏梅》通过抒写梅花的高洁，表现革命者不畏艰险、信念坚定、大公无私、谦虚自处的品格，这种拟人手法的运用就是以想象的方式实现的，是想象的功能创造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样崇高的境界。
另外，诗人还善于采取动静相应（如“风樯动，龟蛇静”，“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移情于物（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虚实相衬（如《十六字令三首》中眼前的景和想象的景结合）等表现手法，塑造形象，开拓意境，深化主题。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重要观点，他运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现现代的革命的内容，就充分体现着这个艺术创造精神。旧体诗词音韵和谐，节奏流转，但格律拘泥，有束缚思想的一面。毛泽东诗词体现了格律要求，保存节奏上的音乐美等特点，但有时也从表现特定内容的需要出发，对成规有所突破和创新。
用典是旧体诗词常见的表现手法。毛泽东最善于灵活运用为人们所熟知、有生命力的典故，抒情言志，阐明事理，为表现作品主题服务。如《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活用楚汉之争项羽因沽名而被刘邦打败的典故，他撇开了谁是谁非的故实，仅取胜败因果关系这一层面，翻出新意。“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如同警钟，使人们在体味历史教训之中，倍觉解放军渡江意义的重大。又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运用“飞将军”的典故，把那场伏击战中，我红军战士自山顶冲下，犹如天降，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的情形做了生动的比喻和概括，大大增强了形象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其实，历史上飞将军李广并没有打过类似的伏击战，这里只是取他骁勇善战的特点。可见，诗人用典而不拘于典，善于活用典故，为表现特定思想内涵服务。
毛泽东诗词中还多用神话故事。如头触不周山的共工，月宫的吴刚、嫦娥，天上的牛郎，山中的神女，《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等。这些神话中的人物都被诗人注进了新的血液，闪耀出时代的光辉。如神话中的吴刚、嫦娥，一个苦恼，一个寂寞，但诗人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对这两个形象进行了再创造：杨、柳二烈士忠魂升入九重霄，他们一个捧酒，一个献舞，洋溢出敬爱欣喜之情。这就更加表现了杨、柳二烈士的可钦可佩，强化了诗人怀念、赞颂革命战友之情的抒发。
吸收寓言故事中的形象入诗，也是毛泽东诗词的一个特点。例如鲲鹏、蓬间雀、黄鹤等形象。诗人对这些形象，用头用足，或增或删，突出地表现了“古为今用”的创造精神。
毛泽东诗词对古典诗词传统题材的“推陈出新”，更令人叹服。如秋景在古人的笔下常常是“人生几何”的象征，与无可奈何的伤感、愁苦心境与情绪相联系；而诗人在《采桑子·重阳》中反其道而行之：秋光诚然不似春光，但它却胜过春光，因为秋风严霜能够摧枯拉朽，造成一个万里江天明净晴朗的世界。又如古人的咏雪诗多为抒发对雪景的欣喜之情和关心人民疾若之作，这些作品虽然不乏优美意境的创造，但情思总嫌纤巧；而诗人的《沁园春·雪》一词则别开生面，以磅礴的气势和宽广的胸怀，通过奇伟壮丽的雪景描写，表达了浓烈的爱国主义主题，其意境之开阔是史无前例的。
毛泽东诗词的抒情色彩特别浓厚，在接受民族文学影响方面，他更多接受的是屈原、李白、苏轼等人的浪漫主义艺术传统，但比之古人，他的作品意境更开阔，情思更深远，格调更高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雄浑、豪迈、挺拔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