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杜印等的《在新事物的面前》和夏衍]
第二节 杜印等的《在新事物的面前》和夏衍的《考验》
杜印，生于一九一九年，江苏省镇江市人。他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剧作家。一九四九年任东北文工团副团长，次年与刘相如、胡零合写话剧《在新事物的面前》。此剧经试演、修改之后，于一九五一年在北京公演。这是一个紧紧跟随生活的脚步、迅速反映我国从解放战争进入和平建设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工业战线生活和斗争的剧本。
《在新事物的面前》展示在读者和观众面前的是一九四九年初，东北大工业恢复初期，在一个大钢铁公司里发生的斗争故事。这正是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我国人民将进入百废待举的和平建设的新时代。时代前进了，生活向人们提出了新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①《在新事物的面前》所反映的正是这场向新的困难进军中的矛盾和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剧中所描写的第三钢铁公司经理薛志钢是一个踏着时代的节拍走在生活前头的战士。剧本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生动地展示了久经战火锤炼的革命战士崭新的思想风貌。作者着力刻画的是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最可宝贵的品格，即在薛志钢身上保持着的那种永不停歇的进取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新事物的追求。解放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正在干部疗养所养伤的薛志钢就盘算着战争后的下一步了。他深深懂得，在当时，迅速恢复和建设我们自己的大工业，不仅意味着对解放战争的有力支援，而且意味着为新中国的大厦打下牢固的基础。战士对待革命事业的强烈责任感，使他的心思早已从小小的病房飞向了他所神往的工业建设岗位。疗养期间，他以顽强的刻苦精神，学理论、学文化、学经济建设经验。当***长林莉对他这种违反病房规则的做法进行干预时，他心情急切地说：“唉，时间不够用啊！以后要做的事情，全是自己不懂的，不学怎么行呢！”薛志钢几番请求到那些刚解放的大工厂、大矿山去搞工业建设工作。当他的请求被批准时，他立即似军人临战，雷厉风行地冲向新的战场。抗战时期留在身上的子弹多少年没取出来，他并没有着急；献身战争，青春流逝，对于爱情幸福的追求，他也没有着急；此刻他却急如星火了。为了争取时间，他甚至把与爱人魏萍的婚礼安排在旅途上。象林莉的送别诗描绘的那样，因为薛志钢胸中燃烧着共产主义的理想，才使他如得到饱满能量的火车头一样，迅跑在时代的轨道上。
薛志钢的进取精神，既表现在对新事物的敏感和追求上，又表现在艰苦工作中脚踏实地的实干作风中。他不是那种说大话、不务实的人，而是认准了目标就百折不回地实干的人。就任第三钢铁公司经理以后，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勤务员小窦心疼地向人说：“我们首长搞工业，还跟打仗一个样儿，一点儿没变，尽睡猫眨眼的觉。”为了让首长多睡上一两个钟点，小窦不得不向薛志钢“讨价还价”，理由是“这不是打仗”。薛志钢却纠正他说：“谁说不是打仗！你知道全中国有多少人伸着手向我们要钢铁吗？！”薛志钢十分清楚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自觉把提高生产计划指标做为主攻方向。为了取得领导生产的主动权，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靠电话遥控指挥，而是“还跟打仗一个样儿”，把指挥岗位摆在阵地的前沿上。他与群众在一起，找关键、挖潜力，终于在修复四号炼焦炉上打开了局面。
严谨的科学态度是薛志钢性格的又一特征。同样在大工业这个新事物面前，保守主义者被它的复杂性吓住了，被无穷的忧虑捆住了手脚；而薛志钢则既看到大工业的复杂性，并不等闲视之，更懂得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的因素，是“活的新事物”。他从老工人王仁刚画图纸的事例中，看到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的聪明才智，看到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这是他敢于胜利的力量源泉。但是，他并没有片面地、无条件地夸大工人的作用，排斥技术人员在生产中的科学指导，而是强调工人和技术人员相互结合，取长补短。所以，他请工程师顾成林审阅王仁刚的图纸；耐心帮助工程师赵炳然，促成赵、顾两位工程师的合作；尽管副经理高泉迷信专家、看不起工人，他还是同意高的“工人代替不了工程师”的意见，建议召开全公司技术人员会议，讨论四号炼焦炉的问题。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把一个有胆有识、按科学精神办事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活生生地刻画出来了。
薛志钢的进取精神、实干作风和科学态度，使他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在矛盾斗争中始终处于推动事物前进的主导方面。薛志钢的英雄形象不仅是他同时代人们的榜样，而且他和近三十年以后出现在当代文学中的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李健（《报春花》）等工业战线领导干部的艺术形象一样，对于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人们，也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如果我们把剧本的戏剧冲突概括为进取和保守之间的斗争，那么，副经理高泉就是站在薛志钢对立面的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这个人墨守陈规，缺乏对新事物的热情和敏感，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充当了懒汉和懦夫。他面对“科学技术的汪洋大海”望洋兴叹、不敢涉足，陷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人哲学之中。他怕这怕那，就不怕耽误工业化的速度，他看不清形势，看不见也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又事无巨细一把抓，有着严重的事务主义。高泉这个人平时工作还算刻苦，也有一定责任心，在新事物面前有时迫于形势也跟着走几步，但一遇风险和挫折就往后退，暴露出他的个人主义和保守思想的顽固性。
《在新事物的面前》所反映的是工业建设中的斗争生活，它抓住了对人物的描绘，注意表现不同人物在新事物面前的不同思想、感情和性格，因此全剧就比较生动，避免了当时同类题材作品描述生产过程的枯燥毛病和某些公式化倾向。作者对薛志钢这个人物的塑造，不只描绘他怎样做，更从心理和情绪上有血有肉地揭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环境气氛的描写上，作者以穿插点染的笔法，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气氛中，写出解放了的人们向往和追求新生活的风姿，使剧本加强了时代色彩，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情调。剧本的缺点是对前进中的困难写得不足，斗争的胜利来得比较容易，这就使刻画人物和深化主题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与此相关，戏的结尾就难于翻上新的高度，因而显得平淡和缺少艺术力量。
继《在新事物的面前》之后，《考验》是反映工业战线斗争生活的一部颇有影响的话剧创作。这是著名剧作家夏衍①自一九四四年话剧创作辍笔十年后的一个可喜的新收获，无论是从题材的选取、主题的提炼，还是从人物的描写来看，都有着作者的旧作中所不曾有过的新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热潮，极大地鼓舞着亿万人民的斗志；人们在党所指引的大路上，为追求和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而迅跑。可是有些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用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群众、对待党的事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绊脚石。夏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在《考验》中严肃地揭露了官僚主义的危害，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急待解决的领导思想作风问题。
如果说《在新事物的面前》批判了被“大工业”吓破了胆，谨小慎微、裹足不前的人们；那么，这个《考验》则鞭挞了被胜利冲昏头脑，狂妄自满、故步自封的人们。究其实质，两个剧本所批判的思想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人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他们以小生产者的狭隘观念看待民主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带着封建家长制的习惯眼光来看待解放了的人民群众。从《在新事物的面前》到《考验》，揭示了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同一种错误思想的延续性。
《考验》所描写的两种思想作风的斗争，是在新华电机制造厂的两个领导干部杨仲安和丁纬之间展开的。
副厂长杨仲安是一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是经过革命战火考验的共产党员。“皖南事变”中，他冒险突围救战友，表现出一个革命战士的基本素质。解放后他走上工业战线，在三年接管阶段做出了贡献，因此在“三反”运动中，他是一个群众意见较少的军代表。“对党忠心，对生活严肃”，这是厂党委书记方克对杨仲安的基本评价。但是，经受了战争年代生死考验的杨仲安，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考验中，吃了败仗。
杨仲安一上场，就叫人感到他那种居功自傲，文过饰非的心态，但是他看不到自己已经落后于形势，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在第二幕，作者从各个侧面集中地刻划杨仲安独断专横的工作作风。他登场之前，厂长办公室那一阵忙乱的景象，是他瞎指挥的形象写照。远处杨仲安广播喊话的声音隐约可闻，他叫喊着“工厂就是战场”，催人突击，完成欠产。而室内则充斥着发生人身事故的告急电话和为产品质量事故扯皮的怨言。在办公桌上堆放着的请购单、请假单、报销单等待这位“忙人”过目。有一批产品不合格，检验部门不肯签字，与生产车间发生争执，杨仲安带头破坏检验制度，说什么“他们不签，我签”。当有人批评这是违反科学的做法，他强词夺理，指责人家“就爱啃着科学不放”。工人对杨仲安提出意见，他一律视为怪话，并要组长记下名字，准备整治。总之，一切都得跟着他的指挥棒转，不服从吗？“说服教育”——我说你服；“打通思想”——我打你通。一句话，“咬碎牙齿也得干，不能太民主！”至此，一个企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封建家长式的官僚主义者形象，活现出来
杨仲安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是从个人好恶和个人恩怨出发，这就必然是非颠倒，失去群众。他心中只有生产指标，却不知怎样完成它。工人群众是工厂的主人，本是他依靠的主要力量，可他却见物不见人，把工人群众当作任其摆布的“工具”。对钱沛之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杨仲安在感情上嫌弃他，公然不顾党的政策，对他采取“压”的办法。因此，对“党员厂长”丁纬登门拜访“留用人员”钱沛之，杨仲安耿耿于怀并且当面问罪，就不足为怪了。尤其是在对待车间副主任徐达民和厂长、老战友丁纬的态度上，更能反映出杨仲安灵魂的蜕变。如何对待徐达民这样的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青年干部，丁、杨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第四幕，丁纬要帮助杨仲安改变对徐达民不公正的看法，刚开口提到徐达民，他马上封门儿：“我？我对他可不坏啊。你也许不知道，他是市委派来参加民主改革的，搞完了就要走，我看他还能干，是我争着把他留下来的，他当车间副主任，也是我提议的……”这一番表白无非是说，我给了他好处，他自应对我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而如今他翅膀硬了，却以怨报德，与我作对。另外，杨仲安的这段话，不管它是否弦外有音，人们会意识到这也是说给丁纬听的——我救过你的命，你难道不该无条件地支持我吗？事实上杨仲安已在人前多次流露了这种情绪。象杨仲安这样满身官气、骄气的人，不可能听得进逆耳之言，他喜欢的是车间主任薛为德的阿谀逢迎。因此，当徐达民揭露他的错误，丁纬支持徐同他的错误斗争时，他感到荣誉和尊严被毁坏，恼怒和忿懑触发了他的“火爆性子”，他竟然不择手段地打击报复，压制批评，甚至闹到与组织对抗的地步。
对于杨仲安家庭生活的描写尽管着墨不多，也有助于加深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对待爱人王蕙——一位党的干部，他也是自私的。先是想叫老婆“弃职还家”，“好好的管管孩子”算了；继而则是迫使老婆充当对抗批评的刀笔；终结是辱骂老婆对他是落井下石，在他困难时分道扬镳。杨仲安不懂得生活和爱情，孩子的嬉戏，他厉声申斥；星期天“不是打电话，就是约人来谈话”；再好的天气，“连院子里也不去走走”。这个封建家长给妻子儿女的不是抚爱和欢乐，而是压力与苦恼。
《考验》对杨仲安的刻画是比较成功的。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生动地揭示了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内有些人把自己主持的部门当作了“受封的领地”，大搞家长式统治，使刚刚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又重新套上锁链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剧本深刻描绘了杨仲安从革命的动力变为绊脚石的演变过程，从而为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们敲响了警钟。这一形象作为一面生活的镜子，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的深刻观察、严肃探求的精神和作品的思想力量。
丁纬作为杨仲安的主要对立面，是作者热情歌颂的正面形象。他党性强，作风民主，热爱生活，谦虚好学。他深知，“今天搞工厂，单靠忠诚和决心，已经不够了。”因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向书本、向工人、向专家乃至向小女儿学习。同薛志钢一样，在新的事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这显示着丁纬思想性格的时代特色。他怀着对工业建设的满腔热情上任以后，摆在面前的却是因杨仲安的错误造成的混乱局面。他与杨仲安的尖锐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挽救战友于危险之中，他不怕误解，不以个人的感情代替原则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可贵的原则性。在矛盾斗争中，丁纬深入调查研究，狠抓关键问题，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积极支持群众性的革新运动，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专长，热情扶植新生力量，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丁纬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的魄力与才能。丁纬与总工程师钱沛之几次交往，最突出地表现了他的性格特征。三幕一场，在工厂会议室中与躲在这里秘密学俄文的钱沛之相遇，丁纬表现了热情、真诚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这种一反杨仲安对所谓“留用人员”“压”而不帮的作风，使钱沛之感到新鲜而又亲切。因此，尽管钱沛之不免世故，还有戒心，他还是在这位新来的厂长面前披露了胸怀。到第五幕丁钱二人关于“欧姆氏定律”的一段对话，则把他们之间的情谊从初步沟通发展到水乳交融的程度。总之，作者笔下的丁纬，在家庭中是慈爱的亲人，在同志间是革命的诤友，在群众里是温暖的贴心人，在事业中是党的忠诚善战的战士。《考验》通过这个形象的刻划，既概括了当时工业战线上党的领导干部的优秀品质，也表现着作者的理想：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呼唤真正为人民所拥护的好领导、好干部。
剧中人物除杨仲安、丁纬之外，钱沛之、王蕙的形象也各有特色。钱沛之这一类老知识分子由于出身、经历、教养等因素，思想上还有较深的旧社会的烙印，但他们是爱国的，心目中也有个新旧对比，所以追求进步、热爱新社会。剧中对钱沛之只有淡淡几笔，但对他的勾画是准确的。王蕙对杨仲安的斗争，一方面反映了她坚定的党性，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革命女性对夫权统治的反抗，这就从生活的一个角落表现了时代的气氛，另外，丁淞这个儿童形象，虽然不可能让她涉入冲突之中，但她给剧本增添了生活的情趣，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也象征着祖国工业化的春天来临的信息。
《考验》在艺术上保持了作者含蓄、朴素、简练的风格。全剧脉络分明，清新流畅。在情节安排上，把工厂生活和家庭生活交织起来，使剧本富有生活气息，也扩大了剧本反映生活的广度。一支歌子——《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唱出了时代的旋律；丁纬父女酷爱科学、互帮互学的情景，饶有风趣地构成一幅崭新的社会风俗画。作者以明快的笔调渲染了时代气氛。《考验》的构思也很巧妙。作者把矛盾冲突的双方处理为有生死之交的战友，这样安排便于人物在冲突中敞开思想，使思想性格的刻划更具深度；同时又加强了矛盾冲突的复杂性和戏剧性。在推进戏剧冲突时，作者用层层剥笋的办法，让矛盾的产生、发展、激化依次铺开。在第四幕矛盾激化后，作者别开生面地把高潮（党委会上解决丁杨分歧）放于幕后，以侧面渲染的办法，使人们对杨仲安的未来产生悬念。第五幕斗争胜利，工厂打开了新局面，但人们并未忽视前进“线路”上还会有“抵抗”。丁纬、钱沛之关于“欧姆氏定律”那段寓意深刻、充满哲理的对话，使全剧临近终场又翻上一个高度。他们要“通过抵抗，突破抵抗，发出光来，发出热来”的奋斗精神是十分耐人回味、令人鼓舞的。在表现手法上，作者较多地用了对比：对于丁纬和杨仲安、他们的两个家庭、他们不同的工作作风所形成的两种局面以及徐达民和薛为德两种表现的描写，都因为对照鲜明，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此外，诸如关于“欧姆氏定律”。《维堡区的故事》等细节的穿插照应，都很有助于揭示和深化主题。
《考验》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对丁纬这个寄托着作者理想的人物，塑造得不够真实生动，有些概念化。他在与杨仲安的冲突中，严肃有余，热情不足，我们看不到他的思想斗争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作者没有深刻挖掘这一对生死之交的老战友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矛盾冲突中灵魂深处的感情波澜，使戏剧冲突带着较多的政治辩论的味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剧本的艺术感染力。
杜印，生于一九一九年，江苏省镇江市人。他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剧作家。一九四九年任东北文工团副团长，次年与刘相如、胡零合写话剧《在新事物的面前》。此剧经试演、修改之后，于一九五一年在北京公演。这是一个紧紧跟随生活的脚步、迅速反映我国从解放战争进入和平建设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工业战线生活和斗争的剧本。
《在新事物的面前》展示在读者和观众面前的是一九四九年初，东北大工业恢复初期，在一个大钢铁公司里发生的斗争故事。这正是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我国人民将进入百废待举的和平建设的新时代。时代前进了，生活向人们提出了新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①《在新事物的面前》所反映的正是这场向新的困难进军中的矛盾和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剧中所描写的第三钢铁公司经理薛志钢是一个踏着时代的节拍走在生活前头的战士。剧本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生动地展示了久经战火锤炼的革命战士崭新的思想风貌。作者着力刻画的是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最可宝贵的品格，即在薛志钢身上保持着的那种永不停歇的进取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新事物的追求。解放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正在干部疗养所养伤的薛志钢就盘算着战争后的下一步了。他深深懂得，在当时，迅速恢复和建设我们自己的大工业，不仅意味着对解放战争的有力支援，而且意味着为新中国的大厦打下牢固的基础。战士对待革命事业的强烈责任感，使他的心思早已从小小的病房飞向了他所神往的工业建设岗位。疗养期间，他以顽强的刻苦精神，学理论、学文化、学经济建设经验。当***长林莉对他这种违反病房规则的做法进行干预时，他心情急切地说：“唉，时间不够用啊！以后要做的事情，全是自己不懂的，不学怎么行呢！”薛志钢几番请求到那些刚解放的大工厂、大矿山去搞工业建设工作。当他的请求被批准时，他立即似军人临战，雷厉风行地冲向新的战场。抗战时期留在身上的子弹多少年没取出来，他并没有着急；献身战争，青春流逝，对于爱情幸福的追求，他也没有着急；此刻他却急如星火了。为了争取时间，他甚至把与爱人魏萍的婚礼安排在旅途上。象林莉的送别诗描绘的那样，因为薛志钢胸中燃烧着共产主义的理想，才使他如得到饱满能量的火车头一样，迅跑在时代的轨道上。
薛志钢的进取精神，既表现在对新事物的敏感和追求上，又表现在艰苦工作中脚踏实地的实干作风中。他不是那种说大话、不务实的人，而是认准了目标就百折不回地实干的人。就任第三钢铁公司经理以后，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勤务员小窦心疼地向人说：“我们首长搞工业，还跟打仗一个样儿，一点儿没变，尽睡猫眨眼的觉。”为了让首长多睡上一两个钟点，小窦不得不向薛志钢“讨价还价”，理由是“这不是打仗”。薛志钢却纠正他说：“谁说不是打仗！你知道全中国有多少人伸着手向我们要钢铁吗？！”薛志钢十分清楚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自觉把提高生产计划指标做为主攻方向。为了取得领导生产的主动权，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靠电话遥控指挥，而是“还跟打仗一个样儿”，把指挥岗位摆在阵地的前沿上。他与群众在一起，找关键、挖潜力，终于在修复四号炼焦炉上打开了局面。
严谨的科学态度是薛志钢性格的又一特征。同样在大工业这个新事物面前，保守主义者被它的复杂性吓住了，被无穷的忧虑捆住了手脚；而薛志钢则既看到大工业的复杂性，并不等闲视之，更懂得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的因素，是“活的新事物”。他从老工人王仁刚画图纸的事例中，看到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的聪明才智，看到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这是他敢于胜利的力量源泉。但是，他并没有片面地、无条件地夸大工人的作用，排斥技术人员在生产中的科学指导，而是强调工人和技术人员相互结合，取长补短。所以，他请工程师顾成林审阅王仁刚的图纸；耐心帮助工程师赵炳然，促成赵、顾两位工程师的合作；尽管副经理高泉迷信专家、看不起工人，他还是同意高的“工人代替不了工程师”的意见，建议召开全公司技术人员会议，讨论四号炼焦炉的问题。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把一个有胆有识、按科学精神办事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活生生地刻画出来了。
薛志钢的进取精神、实干作风和科学态度，使他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在矛盾斗争中始终处于推动事物前进的主导方面。薛志钢的英雄形象不仅是他同时代人们的榜样，而且他和近三十年以后出现在当代文学中的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李健（《报春花》）等工业战线领导干部的艺术形象一样，对于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人们，也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如果我们把剧本的戏剧冲突概括为进取和保守之间的斗争，那么，副经理高泉就是站在薛志钢对立面的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这个人墨守陈规，缺乏对新事物的热情和敏感，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充当了懒汉和懦夫。他面对“科学技术的汪洋大海”望洋兴叹、不敢涉足，陷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人哲学之中。他怕这怕那，就不怕耽误工业化的速度，他看不清形势，看不见也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又事无巨细一把抓，有着严重的事务主义。高泉这个人平时工作还算刻苦，也有一定责任心，在新事物面前有时迫于形势也跟着走几步，但一遇风险和挫折就往后退，暴露出他的个人主义和保守思想的顽固性。
《在新事物的面前》所反映的是工业建设中的斗争生活，它抓住了对人物的描绘，注意表现不同人物在新事物面前的不同思想、感情和性格，因此全剧就比较生动，避免了当时同类题材作品描述生产过程的枯燥毛病和某些公式化倾向。作者对薛志钢这个人物的塑造，不只描绘他怎样做，更从心理和情绪上有血有肉地揭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环境气氛的描写上，作者以穿插点染的笔法，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气氛中，写出解放了的人们向往和追求新生活的风姿，使剧本加强了时代色彩，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情调。剧本的缺点是对前进中的困难写得不足，斗争的胜利来得比较容易，这就使刻画人物和深化主题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与此相关，戏的结尾就难于翻上新的高度，因而显得平淡和缺少艺术力量。
继《在新事物的面前》之后，《考验》是反映工业战线斗争生活的一部颇有影响的话剧创作。这是著名剧作家夏衍①自一九四四年话剧创作辍笔十年后的一个可喜的新收获，无论是从题材的选取、主题的提炼，还是从人物的描写来看，都有着作者的旧作中所不曾有过的新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热潮，极大地鼓舞着亿万人民的斗志；人们在党所指引的大路上，为追求和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而迅跑。可是有些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用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群众、对待党的事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绊脚石。夏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在《考验》中严肃地揭露了官僚主义的危害，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急待解决的领导思想作风问题。
如果说《在新事物的面前》批判了被“大工业”吓破了胆，谨小慎微、裹足不前的人们；那么，这个《考验》则鞭挞了被胜利冲昏头脑，狂妄自满、故步自封的人们。究其实质，两个剧本所批判的思想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人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他们以小生产者的狭隘观念看待民主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带着封建家长制的习惯眼光来看待解放了的人民群众。从《在新事物的面前》到《考验》，揭示了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同一种错误思想的延续性。
《考验》所描写的两种思想作风的斗争，是在新华电机制造厂的两个领导干部杨仲安和丁纬之间展开的。
副厂长杨仲安是一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是经过革命战火考验的共产党员。“皖南事变”中，他冒险突围救战友，表现出一个革命战士的基本素质。解放后他走上工业战线，在三年接管阶段做出了贡献，因此在“三反”运动中，他是一个群众意见较少的军代表。“对党忠心，对生活严肃”，这是厂党委书记方克对杨仲安的基本评价。但是，经受了战争年代生死考验的杨仲安，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考验中，吃了败仗。
杨仲安一上场，就叫人感到他那种居功自傲，文过饰非的心态，但是他看不到自己已经落后于形势，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在第二幕，作者从各个侧面集中地刻划杨仲安独断专横的工作作风。他登场之前，厂长办公室那一阵忙乱的景象，是他瞎指挥的形象写照。远处杨仲安广播喊话的声音隐约可闻，他叫喊着“工厂就是战场”，催人突击，完成欠产。而室内则充斥着发生人身事故的告急电话和为产品质量事故扯皮的怨言。在办公桌上堆放着的请购单、请假单、报销单等待这位“忙人”过目。有一批产品不合格，检验部门不肯签字，与生产车间发生争执，杨仲安带头破坏检验制度，说什么“他们不签，我签”。当有人批评这是违反科学的做法，他强词夺理，指责人家“就爱啃着科学不放”。工人对杨仲安提出意见，他一律视为怪话，并要组长记下名字，准备整治。总之，一切都得跟着他的指挥棒转，不服从吗？“说服教育”——我说你服；“打通思想”——我打你通。一句话，“咬碎牙齿也得干，不能太民主！”至此，一个企图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封建家长式的官僚主义者形象，活现出来
杨仲安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是从个人好恶和个人恩怨出发，这就必然是非颠倒，失去群众。他心中只有生产指标，却不知怎样完成它。工人群众是工厂的主人，本是他依靠的主要力量，可他却见物不见人，把工人群众当作任其摆布的“工具”。对钱沛之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杨仲安在感情上嫌弃他，公然不顾党的政策，对他采取“压”的办法。因此，对“党员厂长”丁纬登门拜访“留用人员”钱沛之，杨仲安耿耿于怀并且当面问罪，就不足为怪了。尤其是在对待车间副主任徐达民和厂长、老战友丁纬的态度上，更能反映出杨仲安灵魂的蜕变。如何对待徐达民这样的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青年干部，丁、杨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第四幕，丁纬要帮助杨仲安改变对徐达民不公正的看法，刚开口提到徐达民，他马上封门儿：“我？我对他可不坏啊。你也许不知道，他是市委派来参加民主改革的，搞完了就要走，我看他还能干，是我争着把他留下来的，他当车间副主任，也是我提议的……”这一番表白无非是说，我给了他好处，他自应对我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而如今他翅膀硬了，却以怨报德，与我作对。另外，杨仲安的这段话，不管它是否弦外有音，人们会意识到这也是说给丁纬听的——我救过你的命，你难道不该无条件地支持我吗？事实上杨仲安已在人前多次流露了这种情绪。象杨仲安这样满身官气、骄气的人，不可能听得进逆耳之言，他喜欢的是车间主任薛为德的阿谀逢迎。因此，当徐达民揭露他的错误，丁纬支持徐同他的错误斗争时，他感到荣誉和尊严被毁坏，恼怒和忿懑触发了他的“火爆性子”，他竟然不择手段地打击报复，压制批评，甚至闹到与组织对抗的地步。
对于杨仲安家庭生活的描写尽管着墨不多，也有助于加深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对待爱人王蕙——一位党的干部，他也是自私的。先是想叫老婆“弃职还家”，“好好的管管孩子”算了；继而则是迫使老婆充当对抗批评的刀笔；终结是辱骂老婆对他是落井下石，在他困难时分道扬镳。杨仲安不懂得生活和爱情，孩子的嬉戏，他厉声申斥；星期天“不是打电话，就是约人来谈话”；再好的天气，“连院子里也不去走走”。这个封建家长给妻子儿女的不是抚爱和欢乐，而是压力与苦恼。
《考验》对杨仲安的刻画是比较成功的。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生动地揭示了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内有些人把自己主持的部门当作了“受封的领地”，大搞家长式统治，使刚刚获得解放的生产力又重新套上锁链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剧本深刻描绘了杨仲安从革命的动力变为绊脚石的演变过程，从而为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们敲响了警钟。这一形象作为一面生活的镜子，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的深刻观察、严肃探求的精神和作品的思想力量。
丁纬作为杨仲安的主要对立面，是作者热情歌颂的正面形象。他党性强，作风民主，热爱生活，谦虚好学。他深知，“今天搞工厂，单靠忠诚和决心，已经不够了。”因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向书本、向工人、向专家乃至向小女儿学习。同薛志钢一样，在新的事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这显示着丁纬思想性格的时代特色。他怀着对工业建设的满腔热情上任以后，摆在面前的却是因杨仲安的错误造成的混乱局面。他与杨仲安的尖锐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挽救战友于危险之中，他不怕误解，不以个人的感情代替原则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可贵的原则性。在矛盾斗争中，丁纬深入调查研究，狠抓关键问题，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积极支持群众性的革新运动，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专长，热情扶植新生力量，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丁纬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的魄力与才能。丁纬与总工程师钱沛之几次交往，最突出地表现了他的性格特征。三幕一场，在工厂会议室中与躲在这里秘密学俄文的钱沛之相遇，丁纬表现了热情、真诚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这种一反杨仲安对所谓“留用人员”“压”而不帮的作风，使钱沛之感到新鲜而又亲切。因此，尽管钱沛之不免世故，还有戒心，他还是在这位新来的厂长面前披露了胸怀。到第五幕丁钱二人关于“欧姆氏定律”的一段对话，则把他们之间的情谊从初步沟通发展到水乳交融的程度。总之，作者笔下的丁纬，在家庭中是慈爱的亲人，在同志间是革命的诤友，在群众里是温暖的贴心人，在事业中是党的忠诚善战的战士。《考验》通过这个形象的刻划，既概括了当时工业战线上党的领导干部的优秀品质，也表现着作者的理想：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呼唤真正为人民所拥护的好领导、好干部。
剧中人物除杨仲安、丁纬之外，钱沛之、王蕙的形象也各有特色。钱沛之这一类老知识分子由于出身、经历、教养等因素，思想上还有较深的旧社会的烙印，但他们是爱国的，心目中也有个新旧对比，所以追求进步、热爱新社会。剧中对钱沛之只有淡淡几笔，但对他的勾画是准确的。王蕙对杨仲安的斗争，一方面反映了她坚定的党性，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革命女性对夫权统治的反抗，这就从生活的一个角落表现了时代的气氛，另外，丁淞这个儿童形象，虽然不可能让她涉入冲突之中，但她给剧本增添了生活的情趣，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也象征着祖国工业化的春天来临的信息。
《考验》在艺术上保持了作者含蓄、朴素、简练的风格。全剧脉络分明，清新流畅。在情节安排上，把工厂生活和家庭生活交织起来，使剧本富有生活气息，也扩大了剧本反映生活的广度。一支歌子——《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唱出了时代的旋律；丁纬父女酷爱科学、互帮互学的情景，饶有风趣地构成一幅崭新的社会风俗画。作者以明快的笔调渲染了时代气氛。《考验》的构思也很巧妙。作者把矛盾冲突的双方处理为有生死之交的战友，这样安排便于人物在冲突中敞开思想，使思想性格的刻划更具深度；同时又加强了矛盾冲突的复杂性和戏剧性。在推进戏剧冲突时，作者用层层剥笋的办法，让矛盾的产生、发展、激化依次铺开。在第四幕矛盾激化后，作者别开生面地把高潮（党委会上解决丁杨分歧）放于幕后，以侧面渲染的办法，使人们对杨仲安的未来产生悬念。第五幕斗争胜利，工厂打开了新局面，但人们并未忽视前进“线路”上还会有“抵抗”。丁纬、钱沛之关于“欧姆氏定律”那段寓意深刻、充满哲理的对话，使全剧临近终场又翻上一个高度。他们要“通过抵抗，突破抵抗，发出光来，发出热来”的奋斗精神是十分耐人回味、令人鼓舞的。在表现手法上，作者较多地用了对比：对于丁纬和杨仲安、他们的两个家庭、他们不同的工作作风所形成的两种局面以及徐达民和薛为德两种表现的描写，都因为对照鲜明，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此外，诸如关于“欧姆氏定律”。《维堡区的故事》等细节的穿插照应，都很有助于揭示和深化主题。
《考验》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对丁纬这个寄托着作者理想的人物，塑造得不够真实生动，有些概念化。他在与杨仲安的冲突中，严肃有余，热情不足，我们看不到他的思想斗争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作者没有深刻挖掘这一对生死之交的老战友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矛盾冲突中灵魂深处的感情波澜，使戏剧冲突带着较多的政治辩论的味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剧本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