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曹禺建国后的话剧创作]
第三节 曹禺建国后的话剧创作
曹禺，原名万家宝，祖籍是湖北省潜江县，一九一○年生于天津市。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以《雷雨》、《日出》等传世之作震动了文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剧作家之一。
解放后，曹禺的创作道路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在解放前的剧作中所诅咒的那个黑暗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新的天地，新的斗争生活，却等待他去认识、体验并用戏剧形式反映出来。曹禺以歌颂党、歌颂新生活的满腔热情迈开了他的戏剧创作的新步伐。
话剧《明朗的天》发表于一九五四年，这是曹禺解放后创作的第一个剧本，是作者根据自己随北京市委工作组参加领导本市高等学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生活体验创作的。此剧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矛盾和斗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新中国清扫旧基地的社会改革运动的深刻意义。剧本力图表明这样一个中心思想：对于深受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来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党必须以满腔热情，用爱国主义思想启发教育他们，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认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真面目，并与之划清界限；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实现思想感情和立场的转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同人民一道前进。
《明朗的天》围绕两条虚实交织的情节线索展开戏剧冲突。一条实线是，对于老工人赵树德妻子被美国特务贾克逊残害一案进行揭发与反揭发的斗争，一条虚线是美帝国主义利用阴谋和欺骗手段，剽窃细菌学专家凌士湘的研究成果制造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争和我国人民的反细菌战活动以及此事对凌士湘的教育。围绕这两条线索，不仅有敌我双方的激烈斗争，而且由于对事物的不同认识和不同态度，还产生了同事、师生、朋友、父女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使戏剧冲突具有丰富的内容。从根本上看，这场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中国人民与美国侵略者的敌对性质的斗争，而斗争的焦点则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力量对知识分子的争夺。
凌士湘是集中地体现剧本主题思想的主要人物。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形象，反映了在新旧社会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经过曲折的痛苦的思想历程，终于从自恃清高、不问政治的个人主义立场走向群众阶级斗争行列的生动情景。作者笔下的高级医学专家凌士湘为人耿直，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胸怀，热爱祖国，倾心科学事业。这是决定他可以接受党的教育，实现思想转变的有利因素。他憎恶国民党的黑暗政治，在北平即将解放时，决不跟着在他看来糟蹋科学、扼杀人才的国民党逃跑，也不想到美国去。他说：“做一个科学家，我也是中国的！”但他当时又不明白中国和共产党是不能分割的，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他以怀疑观望的心情等待共产党的接管，幻想着不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做出贡献，执着地走他不问政治、“科学救国”的老路。这里又清楚地暴露出他思想和世界观上的严重弱点。美国办的燕仁医院这样的典型环境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使他性格中那些优秀的品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事实是无情的。凌士湘潜心于细菌学的研究，却不知帝国主义为了罪恶的目的正在觊觎着他的研究成果。对那个明明是杀人的魔鬼的贾克逊，他认作学者权威、良师益友，还固执着什么“世界上有杀人的科学，没有系人的科学家”这种糊涂观念。“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凌士湘的处境正是如此。
作者不仅真实地写出了凌士湘性格的复杂性，而且对他的觉醒和转变也处理得很有层次，并有一定的深度，其转变的方式也写得具有人物的个性特征。作者强调了凌士湘作为一个老科学家的求实精神和老实态度。他不象眼科主任陈洪友那样圆滑庸俗、老于世故。说贾克逊是杀人罪犯，陈洪友思想并不通，可是他嘴上顺从。而凌士湘却宁愿承受人们的指责，决不违心迎合；一当真的认清了，他是心服口服，认错服输的。这里既有他固执偏颇的一面，又有他正直坦白的一面。当他终于看到自己实际上为敌人提供了细菌武器，有罪于人民时，他感到没有资格赴朝鲜战场做一个反细茵战的战士。这既表明他对自己的过失有严肃自责的态度，也表明他还不理解党的政策。而当他得知党仍然信任他，并叫他赴朝时，他的感激和自愧的心情就变成了他迈向新路的动力。这样的描写，是比较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的。
作者试图通过凌士湘这个形象说明这样一个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反复强调的道理：一个人即使有高深的学识，有对事业的埋头苦干的精神和献身祖国的美好愿望，也有正直坦白等优秀品质，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他的行动就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会做出有害于人民的事而不自知。对这样的人，党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加以团结、教育，帮助他们改造成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知识分子，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如同曹禺的名著《日出》中的金八一样，在《明朗的天》里，作为反革命势力的代表人物的美国文化特务贾克逊，是一个始终没有登场的幕后人物。虽然在北京解放前夕他就溜回了美国，但是他的影响仍然象瘟疫一样无孔不入地继续作恶。他的影响主要通过美帝国主义政治奴仆江道宗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尤晓峰得到体现，也通过凌士湘这样的政治盲人得到维护。作者对江道宗和尤晓峰着墨不多，但通过一些具有性格特征的言行，揭示了他们作为贾克逊政治幽灵依附体的反动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朗的天》里出现了曹禺旧作中未曾有过的无产阶级新人的形象。尽管这些形象还不够丰满，但这是曹禺创作道路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新进展”①。党的领导干部董观山接管医院后，在政治思想领域的战斗中，他不显锋芒，不露声色，却处处表现出革命的正义力量。他从调查工人家属死因入手，揭开燕仁医院的黑幕，不但表明他关怀阶级弟兄的无产阶级感情，也透露出他的领导艺术。对待凌士湘等知识分子，他严格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他的真诚和耐心，表现着无产阶级的气度。此外，青年工人赵铁生的识大体、顾大局的胸怀，志愿军庄政委不因自己而临失明的不幸而忧伤，反而去安慰、鼓励手术医生凌木兰的高尚情操，都闪烁着绚丽的新思想、新道德的光芒。
《明朗的天》保持着曹禺剧作中一贯的激情，不论批判还是歌颂都是炽烈的，具有一种情感的冲击力量。剧本从悲剧气氛中开场，在喜剧气氛中结束，展现了一场灵魂的搏斗。在艺术手法上，作者自始至终运用对比、陪衬，使光明与黑暗、真善美与假恶丑处于强烈的对照之中，使不同思想、个性的人物在互相映衬中更显出自己独具的色彩。一幕一场，老工人赵树德眼睛烧伤，去燕仁医院求医被拒之门外，达官贵人却可以在高级病房无病呻吟。赵树德妻子无意看病，只因贾克逊看中她有一副可作稀有的软骨标本的骨头，竞被强拉“就医”而终遭野蛮残害。通过这悲切切、血淋淋的描绘，对挂着“慈善”招牌的美国文化侵略机关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剧本在终场前，庄政委、赵村德重见光明，凌士湘等人也清除了眼中的政治翳障，他们一同在明朗的天空下，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寓意深刻的剧情结局，给读者和观众以美好的回味和联想。
从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主题来看，《明朗的天》标志着曹禺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进展。但是从塑造人物、表现戏剧冲突的高度真实性和艺术性来看，这部剧作并没有达到《雷雨》、《日出》的水平。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作者对新的现实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更深入的观察、研究和体验，他往往以政治热情取代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描写，这扰必然使理念冲淡形象，削弱了作品的艺术力量。
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国处于经济困准时期，曹禺（执笔）与梅阡、于是之合写了五幕历史话剧《胆剑篇》。此剧取材于两千四百多年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故事，是曹禺剧作从现代题材转向历史题材的开端，也是他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研究并艺术地反映历史生活的初次尝试。
《胆剑篇》的艺术构思，既重视古为今用，又摈弃了那种“以今变古”、影射附会的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做法。它不是想从古人的嘴里说出对现实问题的直接、具体的答案，而是从历史生活的艺术再现中，唤起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思索，从而给人以启发和教育。作者既忠于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努力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起来，创造出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让观众和读者在色彩斑斓的历史活剧中，去领悟可资借鉴的历史教训。
六十年代出现的不少取材于“卧薪尝胆”故事的剧本，多是把着眼点放在“发愤图强”上。在当时强调这一点无疑是对的，但是“发愤图强”并非勾践“卧薪尝胆”历史故事的全部内容，《胆剑篇》虽然没有放弃“发愤图强”这层意思，但作者全面考察史实，并努力从古老题材中翻出新意，把着眼点移向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来提炼主题，因此它所概括的生活幅度就广阔多了，作者通过对吴越两国强弱胜败矛盾转化过程的描绘，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越国战败，越王勾践被俘，他与臣民记取了失败的教训：他不为一时受辱而颓丧，不为困难重重所吓倒；他傅采众议、发动百姓，下定雪耻兴国的决心，终于由弱变强，转败为胜。吴国故胜，吴王夫差被胜利冲昏头脑，忘乎所以，称霸心切。他对外穷兵黩武，恃强凌弱；对内骄奢***逸，拒忠谏、近谗佞，终因积怨过深，树敌过众，招致覆没的下场。作者把这个历史过程，用一句具有哲理性的台词来概括，即：“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
《胆剑篇》剧情的结构是服从于作者对历史的观察和剧本主题的表现的。为了突出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作者从越国战败、越王被俘起笔。戏一开场，作者就渲染着越国山河破碎、君民受辱罹难的悲壮的氛围。作者在这里通过几个动作性很强的戏剧场面（如越国百姓在大禹庙前跪着送别国王，苦成把吴军烧焦的稻穗献给越王以及范蠡的仗“剑”执言、斥敌护君等），表现了越国上下面对严峻的考验，同仇敌忾、殊死斗争的精神，为后面几幕戏作了有力的铺垫。
吴国虽然胜利了，但在它的内部却潜伏着危机。吴王夫差醉心地欣赏着“美丽的大火”，夸耀自家的军威武功，抒发着称霸九域四方的畅想。在他看来杀进越国俘获勾践，事情就这般终结了——他要立“丰功碑”了。伍子胥看到的是问题的另一面，他在越国人不怕死的气概中得到了启发：“吉常常是凶的开端，福常常是祸的根芽。如果不能及早消除这个致命的祸根，我怕今天吴国这场轰轰烈烈，未必不是来日一场凄凄惨惨的开头啊！”伍子胥这段感慨之词，为吴越矛盾斗争的演变、转化，作了深刻的预示。
后几幕戏，主要写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个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作者以饱含诗情的笔调，热烈地歌颂了大禹的子孙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成为越国再生的力量源泉，如果说越国人民的战斗精神被描绘得很有光彩，那主要是由于作者始终把他们置于笼罩着吴国刀光剑影的特定情境中。通过“毁城”、“夺牛”、“搜剑”、“逼婚”等事件，作者在渲染吴国穷凶极恶的同时，揭示出越国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并且使情节波澜起伏，一浪高一浪地把吴越斗争推向高潮。
《胆剑篇》善于通过矛盾冲突刻画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剧中人物大部写得富于动作性，为舞台形象的创造提供了良好的依据。
在《胆剑篇》诸多人物中，范蠡形象的描写是比较成功的。作者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把他塑造成为深谋远虑、锐敏果敢、有智有勇、善于应变的战略家的形象。作者总是在矛盾激化的气氛中去展现他英雄的品格，并赋予他强烈的动作性。戏一开场，在那个与伍子胥拔剑相见的情节中，范蠡的忠勇之概就显露出来了。当勾践拒绝谢恩、夫差怒令将勾践君臣斩首时，范蠡大喊：“大王，你要示信天下！你的信义在哪里？”这一句台词很有表现力地显示了范蠡的性格特点。生死关头，国家存亡，系之一发。他临危不惧，以攻为守，抓住夫差妄图称雄天下的心理，攻其不义。同时这话弦外有音，也是说给伯嚭听的，因为伯嚭得了越国大量贿赂。果然，伯嚭怕范蠡当场揭穿，赶忙跪倒力谏。范蠡就是这样以其胆识，利用矛盾，平息了一场轩然大波。作者十分强调范蠡作为战略家的宏才大略：他授意保存五千壮士，为雪耻复国积聚有生力量；他献策拆去城门，遮掩吴人耳目，激励国人枕忧思危，不忘进取；他安抚百姓，不使轻举妄动，叫大家“刀剑收起，仇恨记下。”只有当条件成熟了，他才果断地拔剑砍断泄皋手中求神问卜的龟甲，坚决支持勾践发兵伐吴。作者从各个侧面刻画范蠡的性格，使这个形象血肉丰满，在表现剧本主题上起着重要作用。
剧中伍子胥的形象，就其性格的复杂性的展示来看，也比过去众多作品中对这个人物的描绘，“有了新的眉眼。”①
作为《胆剑篇》主角的勾践，作者刻画了他刚毅倔强、坚忍不拔、善察下情的品格。他置生死于不顾，拒绝拜谢夫差不杀之恩，并当众指斥吴国不义不勇；山河破碎，百姓涂炭，做为一国君主，他满怀复仇的火焰，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铮铮骨气，是可信的，动人的，但是仅仅描写这一点是不够的。随着情节的推进，作者力求写出勾践性格的复杂性及其发展，描绘其内心世界丰富的感情：三年囚居生涯，磨炼他学会忍辱负重；会稽之耻，教训他要听逆耳忠言；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艰苦历程中，他一方面苦身劳心，咬牙坚持，一方面又有时流露出焦躁浮动、悲戚惆怅的情绪；听到刺耳的讽谏，还不免大动肝火，要维护他帝王的尊严。在这些地方，作者都较好地掌握了分寸，使人物性格真实可信。但是，作者写勾践政治上幼稚，没有主见，事事要靠指拨，叫人感到象个傀儡，这多少有损于他做为越国复兴之主的形象，也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
苦成是作者倾注很大热情进行塑造的一个形象。作者企图把这个“庶民”塑造成我国古代人民英雄的艺术典型，这个创作意图是好的，也取得某些成功。剧中对苦成冒死献稻子、勇拔“镇越神剑”、舍身保剑库等行动的描写是感人肺腑的。但是，作者几乎把一切英雄行为都赋与他，这就离开了历史真实而拔高了这个人物。剧中对这个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普通百姓的描写是过分理想化了。对于勾践与苦成那种平等而密切的关系的描写，也与当时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制度不符。
《胆剑篇》对勾践和苦成的一抑一扬，说明作者在创作此剧时，还有一些从概念出发的毛病。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者多少做了一些机械的理解。
曹禺，原名万家宝，祖籍是湖北省潜江县，一九一○年生于天津市。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以《雷雨》、《日出》等传世之作震动了文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剧作家之一。
解放后，曹禺的创作道路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在解放前的剧作中所诅咒的那个黑暗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新的天地，新的斗争生活，却等待他去认识、体验并用戏剧形式反映出来。曹禺以歌颂党、歌颂新生活的满腔热情迈开了他的戏剧创作的新步伐。
话剧《明朗的天》发表于一九五四年，这是曹禺解放后创作的第一个剧本，是作者根据自己随北京市委工作组参加领导本市高等学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生活体验创作的。此剧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矛盾和斗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新中国清扫旧基地的社会改革运动的深刻意义。剧本力图表明这样一个中心思想：对于深受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来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党必须以满腔热情，用爱国主义思想启发教育他们，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认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真面目，并与之划清界限；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实现思想感情和立场的转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同人民一道前进。
《明朗的天》围绕两条虚实交织的情节线索展开戏剧冲突。一条实线是，对于老工人赵树德妻子被美国特务贾克逊残害一案进行揭发与反揭发的斗争，一条虚线是美帝国主义利用阴谋和欺骗手段，剽窃细菌学专家凌士湘的研究成果制造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争和我国人民的反细菌战活动以及此事对凌士湘的教育。围绕这两条线索，不仅有敌我双方的激烈斗争，而且由于对事物的不同认识和不同态度，还产生了同事、师生、朋友、父女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使戏剧冲突具有丰富的内容。从根本上看，这场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中国人民与美国侵略者的敌对性质的斗争，而斗争的焦点则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力量对知识分子的争夺。
凌士湘是集中地体现剧本主题思想的主要人物。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形象，反映了在新旧社会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经过曲折的痛苦的思想历程，终于从自恃清高、不问政治的个人主义立场走向群众阶级斗争行列的生动情景。作者笔下的高级医学专家凌士湘为人耿直，有正义感和人道主义胸怀，热爱祖国，倾心科学事业。这是决定他可以接受党的教育，实现思想转变的有利因素。他憎恶国民党的黑暗政治，在北平即将解放时，决不跟着在他看来糟蹋科学、扼杀人才的国民党逃跑，也不想到美国去。他说：“做一个科学家，我也是中国的！”但他当时又不明白中国和共产党是不能分割的，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他以怀疑观望的心情等待共产党的接管，幻想着不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做出贡献，执着地走他不问政治、“科学救国”的老路。这里又清楚地暴露出他思想和世界观上的严重弱点。美国办的燕仁医院这样的典型环境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使他性格中那些优秀的品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事实是无情的。凌士湘潜心于细菌学的研究，却不知帝国主义为了罪恶的目的正在觊觎着他的研究成果。对那个明明是杀人的魔鬼的贾克逊，他认作学者权威、良师益友，还固执着什么“世界上有杀人的科学，没有系人的科学家”这种糊涂观念。“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凌士湘的处境正是如此。
作者不仅真实地写出了凌士湘性格的复杂性，而且对他的觉醒和转变也处理得很有层次，并有一定的深度，其转变的方式也写得具有人物的个性特征。作者强调了凌士湘作为一个老科学家的求实精神和老实态度。他不象眼科主任陈洪友那样圆滑庸俗、老于世故。说贾克逊是杀人罪犯，陈洪友思想并不通，可是他嘴上顺从。而凌士湘却宁愿承受人们的指责，决不违心迎合；一当真的认清了，他是心服口服，认错服输的。这里既有他固执偏颇的一面，又有他正直坦白的一面。当他终于看到自己实际上为敌人提供了细菌武器，有罪于人民时，他感到没有资格赴朝鲜战场做一个反细茵战的战士。这既表明他对自己的过失有严肃自责的态度，也表明他还不理解党的政策。而当他得知党仍然信任他，并叫他赴朝时，他的感激和自愧的心情就变成了他迈向新路的动力。这样的描写，是比较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的。
作者试图通过凌士湘这个形象说明这样一个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反复强调的道理：一个人即使有高深的学识，有对事业的埋头苦干的精神和献身祖国的美好愿望，也有正直坦白等优秀品质，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他的行动就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会做出有害于人民的事而不自知。对这样的人，党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加以团结、教育，帮助他们改造成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知识分子，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如同曹禺的名著《日出》中的金八一样，在《明朗的天》里，作为反革命势力的代表人物的美国文化特务贾克逊，是一个始终没有登场的幕后人物。虽然在北京解放前夕他就溜回了美国，但是他的影响仍然象瘟疫一样无孔不入地继续作恶。他的影响主要通过美帝国主义政治奴仆江道宗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尤晓峰得到体现，也通过凌士湘这样的政治盲人得到维护。作者对江道宗和尤晓峰着墨不多，但通过一些具有性格特征的言行，揭示了他们作为贾克逊政治幽灵依附体的反动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朗的天》里出现了曹禺旧作中未曾有过的无产阶级新人的形象。尽管这些形象还不够丰满，但这是曹禺创作道路上“有着重要意义的新进展”①。党的领导干部董观山接管医院后，在政治思想领域的战斗中，他不显锋芒，不露声色，却处处表现出革命的正义力量。他从调查工人家属死因入手，揭开燕仁医院的黑幕，不但表明他关怀阶级弟兄的无产阶级感情，也透露出他的领导艺术。对待凌士湘等知识分子，他严格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他的真诚和耐心，表现着无产阶级的气度。此外，青年工人赵铁生的识大体、顾大局的胸怀，志愿军庄政委不因自己而临失明的不幸而忧伤，反而去安慰、鼓励手术医生凌木兰的高尚情操，都闪烁着绚丽的新思想、新道德的光芒。
《明朗的天》保持着曹禺剧作中一贯的激情，不论批判还是歌颂都是炽烈的，具有一种情感的冲击力量。剧本从悲剧气氛中开场，在喜剧气氛中结束，展现了一场灵魂的搏斗。在艺术手法上，作者自始至终运用对比、陪衬，使光明与黑暗、真善美与假恶丑处于强烈的对照之中，使不同思想、个性的人物在互相映衬中更显出自己独具的色彩。一幕一场，老工人赵树德眼睛烧伤，去燕仁医院求医被拒之门外，达官贵人却可以在高级病房无病呻吟。赵树德妻子无意看病，只因贾克逊看中她有一副可作稀有的软骨标本的骨头，竞被强拉“就医”而终遭野蛮残害。通过这悲切切、血淋淋的描绘，对挂着“慈善”招牌的美国文化侵略机关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剧本在终场前，庄政委、赵村德重见光明，凌士湘等人也清除了眼中的政治翳障，他们一同在明朗的天空下，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寓意深刻的剧情结局，给读者和观众以美好的回味和联想。
从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主题来看，《明朗的天》标志着曹禺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进展。但是从塑造人物、表现戏剧冲突的高度真实性和艺术性来看，这部剧作并没有达到《雷雨》、《日出》的水平。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作者对新的现实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更深入的观察、研究和体验，他往往以政治热情取代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描写，这扰必然使理念冲淡形象，削弱了作品的艺术力量。
一九六一年，正当我国处于经济困准时期，曹禺（执笔）与梅阡、于是之合写了五幕历史话剧《胆剑篇》。此剧取材于两千四百多年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故事，是曹禺剧作从现代题材转向历史题材的开端，也是他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研究并艺术地反映历史生活的初次尝试。
《胆剑篇》的艺术构思，既重视古为今用，又摈弃了那种“以今变古”、影射附会的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做法。它不是想从古人的嘴里说出对现实问题的直接、具体的答案，而是从历史生活的艺术再现中，唤起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思索，从而给人以启发和教育。作者既忠于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努力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起来，创造出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让观众和读者在色彩斑斓的历史活剧中，去领悟可资借鉴的历史教训。
六十年代出现的不少取材于“卧薪尝胆”故事的剧本，多是把着眼点放在“发愤图强”上。在当时强调这一点无疑是对的，但是“发愤图强”并非勾践“卧薪尝胆”历史故事的全部内容，《胆剑篇》虽然没有放弃“发愤图强”这层意思，但作者全面考察史实，并努力从古老题材中翻出新意，把着眼点移向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来提炼主题，因此它所概括的生活幅度就广阔多了，作者通过对吴越两国强弱胜败矛盾转化过程的描绘，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越国战败，越王勾践被俘，他与臣民记取了失败的教训：他不为一时受辱而颓丧，不为困难重重所吓倒；他傅采众议、发动百姓，下定雪耻兴国的决心，终于由弱变强，转败为胜。吴国故胜，吴王夫差被胜利冲昏头脑，忘乎所以，称霸心切。他对外穷兵黩武，恃强凌弱；对内骄奢***逸，拒忠谏、近谗佞，终因积怨过深，树敌过众，招致覆没的下场。作者把这个历史过程，用一句具有哲理性的台词来概括，即：“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
《胆剑篇》剧情的结构是服从于作者对历史的观察和剧本主题的表现的。为了突出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作者从越国战败、越王被俘起笔。戏一开场，作者就渲染着越国山河破碎、君民受辱罹难的悲壮的氛围。作者在这里通过几个动作性很强的戏剧场面（如越国百姓在大禹庙前跪着送别国王，苦成把吴军烧焦的稻穗献给越王以及范蠡的仗“剑”执言、斥敌护君等），表现了越国上下面对严峻的考验，同仇敌忾、殊死斗争的精神，为后面几幕戏作了有力的铺垫。
吴国虽然胜利了，但在它的内部却潜伏着危机。吴王夫差醉心地欣赏着“美丽的大火”，夸耀自家的军威武功，抒发着称霸九域四方的畅想。在他看来杀进越国俘获勾践，事情就这般终结了——他要立“丰功碑”了。伍子胥看到的是问题的另一面，他在越国人不怕死的气概中得到了启发：“吉常常是凶的开端，福常常是祸的根芽。如果不能及早消除这个致命的祸根，我怕今天吴国这场轰轰烈烈，未必不是来日一场凄凄惨惨的开头啊！”伍子胥这段感慨之词，为吴越矛盾斗争的演变、转化，作了深刻的预示。
后几幕戏，主要写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个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作者以饱含诗情的笔调，热烈地歌颂了大禹的子孙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成为越国再生的力量源泉，如果说越国人民的战斗精神被描绘得很有光彩，那主要是由于作者始终把他们置于笼罩着吴国刀光剑影的特定情境中。通过“毁城”、“夺牛”、“搜剑”、“逼婚”等事件，作者在渲染吴国穷凶极恶的同时，揭示出越国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并且使情节波澜起伏，一浪高一浪地把吴越斗争推向高潮。
《胆剑篇》善于通过矛盾冲突刻画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剧中人物大部写得富于动作性，为舞台形象的创造提供了良好的依据。
在《胆剑篇》诸多人物中，范蠡形象的描写是比较成功的。作者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把他塑造成为深谋远虑、锐敏果敢、有智有勇、善于应变的战略家的形象。作者总是在矛盾激化的气氛中去展现他英雄的品格，并赋予他强烈的动作性。戏一开场，在那个与伍子胥拔剑相见的情节中，范蠡的忠勇之概就显露出来了。当勾践拒绝谢恩、夫差怒令将勾践君臣斩首时，范蠡大喊：“大王，你要示信天下！你的信义在哪里？”这一句台词很有表现力地显示了范蠡的性格特点。生死关头，国家存亡，系之一发。他临危不惧，以攻为守，抓住夫差妄图称雄天下的心理，攻其不义。同时这话弦外有音，也是说给伯嚭听的，因为伯嚭得了越国大量贿赂。果然，伯嚭怕范蠡当场揭穿，赶忙跪倒力谏。范蠡就是这样以其胆识，利用矛盾，平息了一场轩然大波。作者十分强调范蠡作为战略家的宏才大略：他授意保存五千壮士，为雪耻复国积聚有生力量；他献策拆去城门，遮掩吴人耳目，激励国人枕忧思危，不忘进取；他安抚百姓，不使轻举妄动，叫大家“刀剑收起，仇恨记下。”只有当条件成熟了，他才果断地拔剑砍断泄皋手中求神问卜的龟甲，坚决支持勾践发兵伐吴。作者从各个侧面刻画范蠡的性格，使这个形象血肉丰满，在表现剧本主题上起着重要作用。
剧中伍子胥的形象，就其性格的复杂性的展示来看，也比过去众多作品中对这个人物的描绘，“有了新的眉眼。”①
作为《胆剑篇》主角的勾践，作者刻画了他刚毅倔强、坚忍不拔、善察下情的品格。他置生死于不顾，拒绝拜谢夫差不杀之恩，并当众指斥吴国不义不勇；山河破碎，百姓涂炭，做为一国君主，他满怀复仇的火焰，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铮铮骨气，是可信的，动人的，但是仅仅描写这一点是不够的。随着情节的推进，作者力求写出勾践性格的复杂性及其发展，描绘其内心世界丰富的感情：三年囚居生涯，磨炼他学会忍辱负重；会稽之耻，教训他要听逆耳忠言；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艰苦历程中，他一方面苦身劳心，咬牙坚持，一方面又有时流露出焦躁浮动、悲戚惆怅的情绪；听到刺耳的讽谏，还不免大动肝火，要维护他帝王的尊严。在这些地方，作者都较好地掌握了分寸，使人物性格真实可信。但是，作者写勾践政治上幼稚，没有主见，事事要靠指拨，叫人感到象个傀儡，这多少有损于他做为越国复兴之主的形象，也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
苦成是作者倾注很大热情进行塑造的一个形象。作者企图把这个“庶民”塑造成我国古代人民英雄的艺术典型，这个创作意图是好的，也取得某些成功。剧中对苦成冒死献稻子、勇拔“镇越神剑”、舍身保剑库等行动的描写是感人肺腑的。但是，作者几乎把一切英雄行为都赋与他，这就离开了历史真实而拔高了这个人物。剧中对这个两千四百多年前的普通百姓的描写是过分理想化了。对于勾践与苦成那种平等而密切的关系的描写，也与当时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制度不符。
《胆剑篇》对勾践和苦成的一抑一扬，说明作者在创作此剧时，还有一些从概念出发的毛病。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者多少做了一些机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