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胡可、陈其通的话剧创作]
第四节 胡可、陈其通的话剧创作
胡可、陈其通部是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部队剧作家，他们比较熟悉部队的生活和战士的心理，这在作品的取材、倾向性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给他们的剧作带来一些特点。
胡可，山东省益都县人，生于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一直从事部队的文艺宣传工作，一九五○年，他与胡朋等集体创作的四幕话剧《战斗里成长》，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影响所及，达于国外。一九五一年，他写了歌颂我解放军顽强战斗精神的四幕话剧《英雄的阵地》。次年，胡可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于一九五四年完成了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生活的五幕话剧《战线南移》，这是一个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颇有特色的优秀话剧。一九五九年，他又写了描绘我国农村十多年历史巨变的五幕话剧《槐树庄》，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战斗里成长》不仅是建国初期的优秀话剧之一，而且是标志着胡可创作臻于成熟的代表作。此剧通过对赵老忠、赵钢、赵石头祖孙三代反抗阶级压迫的曲折斗争过程的生动描绘，揭示出农民从自发反抗起，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战争的锻炼，成长为自觉革命战士的道路。作者在此剧中对生活的观察和挖掘是深刻的，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主题思想，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赵老忠、赵钢、赵石头祖孙三代的生离与死别，血泪与反抗，苦难与欢笑，概括了许许多多农民出身的人民子弟兵的共同命运，生动地揭示出农民个人命运与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揭示出农民要摆脱悲惨的历史命运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道理。
《战斗里成长》的艺术构思是颇见功底的，它在历史的联系和前后照应中加强重点关目的描绘和渲染，抓住“成长”做文章，扣紧“成长”中遇到的问题，结构戏剧冲突。第一幕中的两场戏，先后写赵钢与赵石头父子两代人为报家仇而出走，筒洁而又连贯地描写了赵家的悲惨家史和赵钢、赵石头父子两代人成长的深厚社会基础；用“在刀尖上过日子”的开端，呼出了“在战斗里成长”的全剧主线，造成了强烈的戏剧悬念，把读者与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对赵家命运的关注上来。接着，剧本把刻画人物的重点放在赵石头身上，写已经成长起来了的赵钢帮助赵石头成长。这就很自然地从赵石头的现在照见赵钢的过去，避免了描写历史现象的重复；而父子见面不相识的情境以及最后的夫妻重逢、继续前进等情节，又回照了全剧的开端。作品对赵钢、赵石头这两个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但对阶级敌人形象的刻画则陷于一般化。
《槐树庄》是胡可向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它的前身是作者一九四四年写的一个反映“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拥军事迹的剧本。解放后，作者与戎冠秀又有过若干次的会面，每一次相聚，都使作者欣喜地了解到她的新的业绩。她不仅是拥军模范、劳动模范和模范军属：在解放后，她又是兴办农业社的领路人。胡可说：“我从她身上感受到这一个踏踏实实的人，一个不断革命的人，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和党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我一次次地记载下她的言行，对她的敬爱也一次次增长着。我原想把那个旧的剧本拾起来重新写一遍的，可是，她那性格上展现出来的新的光辉，却越来越吸引了我的注意，终于促使我产生了新的写作意图。”①此外，胡可也参加过土改斗争，掌握一个村庄的工作，在劳动人民中间交了一些朋友，从解放后农村面貌的变化中，作者认识到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的老规矩要改变为集体所有，是要经过艰苦斗争的，基于对生活的新的探索和进一步的理解，作者已经不满足于写拥军模范的戎冠秀，而要参考这一原型，塑造经历漫长革命道路的农村基层干部的艺术典型和农村中各阶级、各阶层的一些典型人物；作者已经不满足于写农村中的某一次斗争，而是要总览一个农村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十多年的战斗历程，从而把日新月异的农村面貌描绘出来，于是便有话剧《槐树庄》的创作。
剧中的主要人物是郭大娘，主要剧情是以郭大娘为代表的一个农村的斗争史，郭大娘是一个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老一代农村劳动妇女。在党的教育下，她由一个地主家的奶妈成长为有觉悟、有群众威信的党的农村基层干部。《槐树庄》是通过特定的人物关系和斗争环境，通过政治和人性的统一，来刻画郭大娘的性格特征的。她是一个党的基层干部，又是一个革命的母亲。她那慈爱、和善的母性中透出坚强的原则性和斗争性。在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的一次次历史性变革中，她带领群众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但她决不是那种可敬而不可亲的所谓“高大”的英雄，她平易、质朴，是群众的贴心人。在与地主崔老昆和地主儿子崔治国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坚定的政治立场，也看到了她对人的关怀和政策观念。她当过地主的奶妈，崔治国吃过她的奶，叫她“干娘”，而且这个崔治国又当了“革命干部”，这些特定关系使她对崔治国是关心的、爱护的。但当她发现这个地主的儿子站在家庭的立场上反对土改，攻击农业合作化时，她既与之进行原则的斗争，也对之进行仁至义尽的教育，给他指明出路。
对“干革命干了半截儿”的刘老成的批评帮助，从党内斗争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郭大娘的性格。刘老成是个老党员，抗战和土改时期很积极过一阵子。自打分了房子土地，过上好日子，他就只顾个人发家致富，迟迟不愿走合作化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想先自由两年”。早在初级社时期，郭大娘就批评刘老成忘本，动员他参加合作社，并且按照政策耐心等待他提高思想觉悟后自愿入社。可是等到成立高级社，刘老成仍然说“这日子我还没过够”而不入社的时候，郭大娘便与这位党内的“半截儿”革命者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她看到，正是刘老成的表现严重地削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决不能再等待下去了。她义正辞严地敲起了警钟：“党员这会儿要是再不入社，我看应该开除。”这种果决的态度，对刘老成来说是一个大的震动，自然促成了他的翻然改悔，从这次原则斗争中可以看出，这位被刘老成称作“福顺嫂子”的支部书记，虽然是那样和蔼可亲，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她是决不含糊的。
剧作家还进一步从郭大娘在个人家庭生活中的遭遇，来揭示她的内心世界。她的丈夫早已去世，家中只有母子和未过门的儿媳三个人相依为命。显然，年近五十岁的郭大娘和年轻的儿媳黑妮都需要大娘的儿子郭永来在家照顾。但郭大娘还是支持儿子头一个报名参军，把家里的困难曾给自己。在第二幕结尾郭大娘听说儿子永来牺牲这一段戏，感人至深地揭示了做为烈士母亲的郭大娘崇高的精神境界：她既为儿子的牺牲和黑妮失去感情很深的未婚夫感到无比悲痛，又把这巨大的不幸默默地承受下来，将悲痛化做革命的力量。在儿子没有信息的半年中，郭大娘也曾预感到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不幸，但她从不曾对别人谈过，就连儿子半年多没来信的事也没对旁人讲，当儿子的战友刘根柱回村时，郭大娘也没有迫不及待地询问永来的情况。而当不幸消息袭来时，她开始还是竭力克制着悲痛，并没有哭；只是当不解内情的黑妮兴奋地念完永来那封未写完的信之后，郭大娘才“再也克制不住，哭出声，踉跄地跑进房去”。郭大娘不仅为失子而哭，也是为黑妮这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女孩子失去爱人的悲惨遭遇而哭了。在这里，剧作家在她身上不仅概括了苦难中国的母亲们所特有的那种深藏在心底的能够战胜一切痛苦的顽强性格，而且突出了她事事先为别人着想的共产主义品德，使郭大娘这一艺术形象既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又闪耀着时代革命精神的光芒。
《槐树庄》采取了编年史式的戏剧结构方法，把一个村庄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十多年的历史变迁搬上舞台，没有集中的、贯穿始终的戏剧情节。但作者在史的发展中紧紧抓住对农村中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描绘，在剧中时移事易而人物不易，把笔力集中在对人物性格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刻画上。舞台实践的效果证明，这个结构方法基本上是成功的。例如，在剧中老贫农李老康的戏虽然不多，但剧作家也还是以“史”的眼光抓住他在农村变革中的一些细节，来写他十年的变化。他最初不敢穿贫农团分给他的地主崔老昆的棉袍子，而最后竟用地主崔老昆的变天账擦屁股，这样的变化正表现了那些朴实农民在斗争中思想逐步解放的历史过程。
《槐村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戏剧语言的运用上，都注意了民族化和群众化，该剧的缺点是后半部较弱，郭大娘这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没有随着斗争的发展而得到应有的深化，这主要是由于剧作家对“反右派”、“大跃进”这一段历史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因而便不可能将其真实、深刻地反映在作品中，人物的塑造也必然受到影响——对郭大娘的描写中有许多“理想化”、“政治化”的虚夸不实的东西。
陈其通，祖籍湖北省，一九一六年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一个贫农的家庭里。他一九三二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五年随军长征，任宣传队长，配合部队宣传鼓动工作，写过一些小戏和活报剧。从一九三八年开始，他多次试图用戏剧形式反映红军长征的伟大业绩，先后写了《艰苦路程两万里》、《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和《铁流两万五千里》。一九五四年在以上三剧基础上完成了《万水千山》，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剧作家在舞台上再现伟大长征的愿望。此外，陈其通还写过话剧《同志间》、《井冈山》和歌剧《两个女红军》、《柯山红日》等。《万水千山》一九五五年发表于《人民文学》，是陈其通的代表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万水千山》从红军第二次攻打娄山关开场，把红军经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直到攻克腊子口的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壮举，通过对一方面军一个营的战斗生活的描写，或正面或侧面地搬上了舞台，尽情地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此剧背景广阔，气势磅礴。营教导员李有国、连长赵志方（后提升为营长、营教导员）和副营长罗顺成这三个贯串全剧的人物是塑造得颇有光彩的。
李有国是一个成功的部队政治工作人员的艺术形象。他“不是旁观者”，“不是每天都板着面孔去批评这样、批评那样的人”①，而是一个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实处，做到人们心上的人；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的身教胜于言教，他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藐视并能战胜一切困难。在前三幕中，作者侧重地刻画了李有国执行党的政策的坚定性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性格特征。过彝族区，他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耐心教育违犯民族政策的副营长罗顺成；强渡大渡河时，他提醒新任营长的赵志方不要离开指挥岗位去造木筏子，并启发了老船夫的阶级觉悟，使船夫自觉自愿地驾着那条等于他生命的船，参加了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第四、第五幕，作者侧重描写李有国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强渡大渡河后，李有国带伤爬过雪山，来到了草地大门口的藏族区毛儿盖，他伤口化脓，发着高烧，难以随军行走。就在这时，李有国产生了“走与不走”的矛盾。起初他想走，是出于决不掉队的决心；后来他就不想走了，是当他听说团长要派八个同志抬他走的时候：最后，当领导决定不留下他时，他坚决要求“自己走”。从这个“走与不定”的矛盾中可以看出李有国考虑问题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胸怀。他这种感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反过来促使藏老把自己仅有的一匹种马送给了李有国，让他骑着马前进。第五幕是刻画李有国形象的重场戏和全剧的高潮所在。在草地上，藏老送给李有国的马死了，但他在伤口化脓、肚子胀、经常晕过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行军，坚持做政治思想工作，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行军中，他和战士们竞赛，把照顾他的二虎、小周派到前面去照顾罗顺成；他安慰二虎与小周，引导连长王德强高瞻远瞩：他鼓舞赵志方继往开来，关心妹妹季凤莲的成长与婚姻。在草地艰苦险恶环境中，李有国象火把一样照亮了人们的心，也象一座山一样坚定了人们的信心，稳住了人们的情绪。但是，当师首长派李凤莲给他送来炒面和药品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听说总部首长把马杀了的时候，他的眼里就显示出从未有过的惊慌而掉下泪来。李有国不曾在艰苦的行军路上和病痛的折磨下面流过泪，可是这时，这个钢骨铁筋的硬汉子在“每时每刻都在关怀着自己的同志”的党的面前，就怎么也难以抑制夺眶而出的泪水了，这表现了他对党的无比热爱和耿耿忠心。所以，李有国能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有如一个很健康的指挥员一样，指挥了那场出击敌人骑兵队的战斗，而当他听说得到死马时，他说：“马肉分给全军！”当他听说可能追上几匹活马时，他说：“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是李有国最后的一句话，也是概括他思想性格的一句话；“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是从思想上辐射全剧的轴心，支撑全剧的支柱，也是体现全剧主题的警句。
剧中的副营长罗顺成和先是连长后升为营长、教导员的赵志方，也都是有性格特点的形象，副营长罗顺成立场坚定，打仗勇敢，心直口快，待人热情，但由于学习不够，对长征中出现的新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因而陷入苦恼之中，过彝族区那一场戏集中刻画了罗顺成违犯了民族政策又想不通的心理状态和一旦醒悟就立即认错的爽朗性格。
赵志方是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和能武少文的罗顺成比较，他的特点是能文能武。他有些象李有国，但却不如李有国成熟、老练和深沉。赵志方指挥强渡大渡河的那场战斗，有力地表现出他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革命战争的考验中正迅速成长为李有国的接班人。
《万水千山》在结构上大体按照长征的进程写了几次重大事件，但它注意了人物的刻画，不罗列军事过程，而且描写人物各有重场。缺点是没有写到二、四方面军，在表现长征中丰富复杂的斗争内容方面有所不足。语言的戏剧性不够强，政治说教较多，影响了戏剧的感人力量。作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该剧的修改，虽然从内容上补充了对二、四方面军的描写，但是他不仅发展了原本的政治说教多的缺点，以大喊大叫代替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而且通过一些剧情的改动（如删去李有国牺牲的情节，改动了赵志方与李凤莲的爱情关系，对路线斗争的突出等），使全剧被笼罩上了一层“三突出”的影子。一九七五年的修改演出本是不成功的。
胡可、陈其通部是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部队剧作家，他们比较熟悉部队的生活和战士的心理，这在作品的取材、倾向性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给他们的剧作带来一些特点。
胡可，山东省益都县人，生于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一直从事部队的文艺宣传工作，一九五○年，他与胡朋等集体创作的四幕话剧《战斗里成长》，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影响所及，达于国外。一九五一年，他写了歌颂我解放军顽强战斗精神的四幕话剧《英雄的阵地》。次年，胡可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于一九五四年完成了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生活的五幕话剧《战线南移》，这是一个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颇有特色的优秀话剧。一九五九年，他又写了描绘我国农村十多年历史巨变的五幕话剧《槐树庄》，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战斗里成长》不仅是建国初期的优秀话剧之一，而且是标志着胡可创作臻于成熟的代表作。此剧通过对赵老忠、赵钢、赵石头祖孙三代反抗阶级压迫的曲折斗争过程的生动描绘，揭示出农民从自发反抗起，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战争的锻炼，成长为自觉革命战士的道路。作者在此剧中对生活的观察和挖掘是深刻的，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主题思想，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赵老忠、赵钢、赵石头祖孙三代的生离与死别，血泪与反抗，苦难与欢笑，概括了许许多多农民出身的人民子弟兵的共同命运，生动地揭示出农民个人命运与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揭示出农民要摆脱悲惨的历史命运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道理。
《战斗里成长》的艺术构思是颇见功底的，它在历史的联系和前后照应中加强重点关目的描绘和渲染，抓住“成长”做文章，扣紧“成长”中遇到的问题，结构戏剧冲突。第一幕中的两场戏，先后写赵钢与赵石头父子两代人为报家仇而出走，筒洁而又连贯地描写了赵家的悲惨家史和赵钢、赵石头父子两代人成长的深厚社会基础；用“在刀尖上过日子”的开端，呼出了“在战斗里成长”的全剧主线，造成了强烈的戏剧悬念，把读者与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对赵家命运的关注上来。接着，剧本把刻画人物的重点放在赵石头身上，写已经成长起来了的赵钢帮助赵石头成长。这就很自然地从赵石头的现在照见赵钢的过去，避免了描写历史现象的重复；而父子见面不相识的情境以及最后的夫妻重逢、继续前进等情节，又回照了全剧的开端。作品对赵钢、赵石头这两个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但对阶级敌人形象的刻画则陷于一般化。
《槐树庄》是胡可向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它的前身是作者一九四四年写的一个反映“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拥军事迹的剧本。解放后，作者与戎冠秀又有过若干次的会面，每一次相聚，都使作者欣喜地了解到她的新的业绩。她不仅是拥军模范、劳动模范和模范军属：在解放后，她又是兴办农业社的领路人。胡可说：“我从她身上感受到这一个踏踏实实的人，一个不断革命的人，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和党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我一次次地记载下她的言行，对她的敬爱也一次次增长着。我原想把那个旧的剧本拾起来重新写一遍的，可是，她那性格上展现出来的新的光辉，却越来越吸引了我的注意，终于促使我产生了新的写作意图。”①此外，胡可也参加过土改斗争，掌握一个村庄的工作，在劳动人民中间交了一些朋友，从解放后农村面貌的变化中，作者认识到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的老规矩要改变为集体所有，是要经过艰苦斗争的，基于对生活的新的探索和进一步的理解，作者已经不满足于写拥军模范的戎冠秀，而要参考这一原型，塑造经历漫长革命道路的农村基层干部的艺术典型和农村中各阶级、各阶层的一些典型人物；作者已经不满足于写农村中的某一次斗争，而是要总览一个农村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十多年的战斗历程，从而把日新月异的农村面貌描绘出来，于是便有话剧《槐树庄》的创作。
剧中的主要人物是郭大娘，主要剧情是以郭大娘为代表的一个农村的斗争史，郭大娘是一个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老一代农村劳动妇女。在党的教育下，她由一个地主家的奶妈成长为有觉悟、有群众威信的党的农村基层干部。《槐树庄》是通过特定的人物关系和斗争环境，通过政治和人性的统一，来刻画郭大娘的性格特征的。她是一个党的基层干部，又是一个革命的母亲。她那慈爱、和善的母性中透出坚强的原则性和斗争性。在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的一次次历史性变革中，她带领群众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但她决不是那种可敬而不可亲的所谓“高大”的英雄，她平易、质朴，是群众的贴心人。在与地主崔老昆和地主儿子崔治国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坚定的政治立场，也看到了她对人的关怀和政策观念。她当过地主的奶妈，崔治国吃过她的奶，叫她“干娘”，而且这个崔治国又当了“革命干部”，这些特定关系使她对崔治国是关心的、爱护的。但当她发现这个地主的儿子站在家庭的立场上反对土改，攻击农业合作化时，她既与之进行原则的斗争，也对之进行仁至义尽的教育，给他指明出路。
对“干革命干了半截儿”的刘老成的批评帮助，从党内斗争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郭大娘的性格。刘老成是个老党员，抗战和土改时期很积极过一阵子。自打分了房子土地，过上好日子，他就只顾个人发家致富，迟迟不愿走合作化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想先自由两年”。早在初级社时期，郭大娘就批评刘老成忘本，动员他参加合作社，并且按照政策耐心等待他提高思想觉悟后自愿入社。可是等到成立高级社，刘老成仍然说“这日子我还没过够”而不入社的时候，郭大娘便与这位党内的“半截儿”革命者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她看到，正是刘老成的表现严重地削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决不能再等待下去了。她义正辞严地敲起了警钟：“党员这会儿要是再不入社，我看应该开除。”这种果决的态度，对刘老成来说是一个大的震动，自然促成了他的翻然改悔，从这次原则斗争中可以看出，这位被刘老成称作“福顺嫂子”的支部书记，虽然是那样和蔼可亲，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她是决不含糊的。
剧作家还进一步从郭大娘在个人家庭生活中的遭遇，来揭示她的内心世界。她的丈夫早已去世，家中只有母子和未过门的儿媳三个人相依为命。显然，年近五十岁的郭大娘和年轻的儿媳黑妮都需要大娘的儿子郭永来在家照顾。但郭大娘还是支持儿子头一个报名参军，把家里的困难曾给自己。在第二幕结尾郭大娘听说儿子永来牺牲这一段戏，感人至深地揭示了做为烈士母亲的郭大娘崇高的精神境界：她既为儿子的牺牲和黑妮失去感情很深的未婚夫感到无比悲痛，又把这巨大的不幸默默地承受下来，将悲痛化做革命的力量。在儿子没有信息的半年中，郭大娘也曾预感到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不幸，但她从不曾对别人谈过，就连儿子半年多没来信的事也没对旁人讲，当儿子的战友刘根柱回村时，郭大娘也没有迫不及待地询问永来的情况。而当不幸消息袭来时，她开始还是竭力克制着悲痛，并没有哭；只是当不解内情的黑妮兴奋地念完永来那封未写完的信之后，郭大娘才“再也克制不住，哭出声，踉跄地跑进房去”。郭大娘不仅为失子而哭，也是为黑妮这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女孩子失去爱人的悲惨遭遇而哭了。在这里，剧作家在她身上不仅概括了苦难中国的母亲们所特有的那种深藏在心底的能够战胜一切痛苦的顽强性格，而且突出了她事事先为别人着想的共产主义品德，使郭大娘这一艺术形象既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又闪耀着时代革命精神的光芒。
《槐树庄》采取了编年史式的戏剧结构方法，把一个村庄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十多年的历史变迁搬上舞台，没有集中的、贯穿始终的戏剧情节。但作者在史的发展中紧紧抓住对农村中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描绘，在剧中时移事易而人物不易，把笔力集中在对人物性格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刻画上。舞台实践的效果证明，这个结构方法基本上是成功的。例如，在剧中老贫农李老康的戏虽然不多，但剧作家也还是以“史”的眼光抓住他在农村变革中的一些细节，来写他十年的变化。他最初不敢穿贫农团分给他的地主崔老昆的棉袍子，而最后竟用地主崔老昆的变天账擦屁股，这样的变化正表现了那些朴实农民在斗争中思想逐步解放的历史过程。
《槐村庄》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戏剧语言的运用上，都注意了民族化和群众化，该剧的缺点是后半部较弱，郭大娘这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没有随着斗争的发展而得到应有的深化，这主要是由于剧作家对“反右派”、“大跃进”这一段历史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因而便不可能将其真实、深刻地反映在作品中，人物的塑造也必然受到影响——对郭大娘的描写中有许多“理想化”、“政治化”的虚夸不实的东西。
陈其通，祖籍湖北省，一九一六年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一个贫农的家庭里。他一九三二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五年随军长征，任宣传队长，配合部队宣传鼓动工作，写过一些小戏和活报剧。从一九三八年开始，他多次试图用戏剧形式反映红军长征的伟大业绩，先后写了《艰苦路程两万里》、《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和《铁流两万五千里》。一九五四年在以上三剧基础上完成了《万水千山》，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剧作家在舞台上再现伟大长征的愿望。此外，陈其通还写过话剧《同志间》、《井冈山》和歌剧《两个女红军》、《柯山红日》等。《万水千山》一九五五年发表于《人民文学》，是陈其通的代表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
《万水千山》从红军第二次攻打娄山关开场，把红军经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直到攻克腊子口的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壮举，通过对一方面军一个营的战斗生活的描写，或正面或侧面地搬上了舞台，尽情地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此剧背景广阔，气势磅礴。营教导员李有国、连长赵志方（后提升为营长、营教导员）和副营长罗顺成这三个贯串全剧的人物是塑造得颇有光彩的。
李有国是一个成功的部队政治工作人员的艺术形象。他“不是旁观者”，“不是每天都板着面孔去批评这样、批评那样的人”①，而是一个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实处，做到人们心上的人；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的身教胜于言教，他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藐视并能战胜一切困难。在前三幕中，作者侧重地刻画了李有国执行党的政策的坚定性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性格特征。过彝族区，他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耐心教育违犯民族政策的副营长罗顺成；强渡大渡河时，他提醒新任营长的赵志方不要离开指挥岗位去造木筏子，并启发了老船夫的阶级觉悟，使船夫自觉自愿地驾着那条等于他生命的船，参加了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第四、第五幕，作者侧重描写李有国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强渡大渡河后，李有国带伤爬过雪山，来到了草地大门口的藏族区毛儿盖，他伤口化脓，发着高烧，难以随军行走。就在这时，李有国产生了“走与不走”的矛盾。起初他想走，是出于决不掉队的决心；后来他就不想走了，是当他听说团长要派八个同志抬他走的时候：最后，当领导决定不留下他时，他坚决要求“自己走”。从这个“走与不定”的矛盾中可以看出李有国考虑问题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胸怀。他这种感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反过来促使藏老把自己仅有的一匹种马送给了李有国，让他骑着马前进。第五幕是刻画李有国形象的重场戏和全剧的高潮所在。在草地上，藏老送给李有国的马死了，但他在伤口化脓、肚子胀、经常晕过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行军，坚持做政治思想工作，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行军中，他和战士们竞赛，把照顾他的二虎、小周派到前面去照顾罗顺成；他安慰二虎与小周，引导连长王德强高瞻远瞩：他鼓舞赵志方继往开来，关心妹妹季凤莲的成长与婚姻。在草地艰苦险恶环境中，李有国象火把一样照亮了人们的心，也象一座山一样坚定了人们的信心，稳住了人们的情绪。但是，当师首长派李凤莲给他送来炒面和药品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听说总部首长把马杀了的时候，他的眼里就显示出从未有过的惊慌而掉下泪来。李有国不曾在艰苦的行军路上和病痛的折磨下面流过泪，可是这时，这个钢骨铁筋的硬汉子在“每时每刻都在关怀着自己的同志”的党的面前，就怎么也难以抑制夺眶而出的泪水了，这表现了他对党的无比热爱和耿耿忠心。所以，李有国能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有如一个很健康的指挥员一样，指挥了那场出击敌人骑兵队的战斗，而当他听说得到死马时，他说：“马肉分给全军！”当他听说可能追上几匹活马时，他说：“活马送给党中央”，“让革命骑着马前进！”
“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是李有国最后的一句话，也是概括他思想性格的一句话；“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是从思想上辐射全剧的轴心，支撑全剧的支柱，也是体现全剧主题的警句。
剧中的副营长罗顺成和先是连长后升为营长、教导员的赵志方，也都是有性格特点的形象，副营长罗顺成立场坚定，打仗勇敢，心直口快，待人热情，但由于学习不够，对长征中出现的新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因而陷入苦恼之中，过彝族区那一场戏集中刻画了罗顺成违犯了民族政策又想不通的心理状态和一旦醒悟就立即认错的爽朗性格。
赵志方是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新干部。和能武少文的罗顺成比较，他的特点是能文能武。他有些象李有国，但却不如李有国成熟、老练和深沉。赵志方指挥强渡大渡河的那场战斗，有力地表现出他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革命战争的考验中正迅速成长为李有国的接班人。
《万水千山》在结构上大体按照长征的进程写了几次重大事件，但它注意了人物的刻画，不罗列军事过程，而且描写人物各有重场。缺点是没有写到二、四方面军，在表现长征中丰富复杂的斗争内容方面有所不足。语言的戏剧性不够强，政治说教较多，影响了戏剧的感人力量。作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该剧的修改，虽然从内容上补充了对二、四方面军的描写，但是他不仅发展了原本的政治说教多的缺点，以大喊大叫代替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而且通过一些剧情的改动（如删去李有国牺牲的情节，改动了赵志方与李凤莲的爱情关系，对路线斗争的突出等），使全剧被笼罩上了一层“三突出”的影子。一九七五年的修改演出本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