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话剧]
第五节 《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话剧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话剧。其中，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陈耘的《年青的一代》和丛深的《祝你健康》（后改名《千万不要忘记》），在思想和艺术上各有特点，代表了当代话剧创作的新进展。这三个话剧在选材、构思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突破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在“左”的倾向下发展起来的一些条条、框框，一扫虚夸之气，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真实深刻地反映了随着革命进程而产生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出了新的问题。
《霓虹灯下的哨兵》在选材上突破了写部队生活往往离不开战场、操场和营房的习惯写法，根据我军入城之初的实际斗争生活，把部队放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民解放军在五光十色的上海南京路上站岗这个侧面，通过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斗争线索，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统一在坚持和发扬我军光荣的革命传统，打退资产阶级“香风”的进攻的主题之下。作者严肃地按着生活的真实，描写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者在执笔之先，曾深入到好八连当兵，搜集了不少有关大上海解放初部队情况的大量“使人发笑而又令人深思的趣闻”①。如有一位战士命令人力车上的胖乘客下来拉瘦车夫；有一位副连长用仅有的津贴买了一双花袜子，并带头学会了跳交际舞等等。类似这样的“趣闻”，实际上是表现了我军由农村进入城市这一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些新的思想问题，剧作家从生活体验中找到了人民解放军必须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才能永远成为一个战斗队的深刻主题。
打退资产阶级“香风”的侵袭，是剧本的主题，也是全剧的贯串行动。这一主题的提炼，显然是六十年代初大讲“阶级斗争”的结果，但由于作者选取的是解放初期的生活素材，通过不同人物对资产阶级“香风”的不同态度，构成了全剧的戏剧冲突，使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这些冲突中一个个站立了起来，此剧便超越了指导思想上的局限，获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连长鲁大成是个塑造得很感人的形象，他对“香风”的痛恨和抵制，有他的特殊方式，主要表现在他对连队形势的焦虑和他那不大注意方式方法、有些粗鲁的对人的批评上。在资产阶级“香风”吹进了连队的情况下，做为一连之长的鲁大成十分恼火。但当洪满堂针对其焦躁情绪以反话相激说“向上级打个报告，要求把我们这伙人撤下来吧”之时，鲁大成恰好说出了符合他自己性格的话：“既然来了，钉子就钉在这个阵地上了！有党和上级领导，打不退这股资产阶级香风我就不姓鲁！”这番斩钉截铁般的话，表明了鲁大成与“香风”势不两立的坚决态度。当他误以为赵大大被一条“大辫子”所勾引的时候，他心情沉重并且十分诚恳地说：“你是个老同志！我真为你难过，为你担心！你也替我想想！你知道，我这心里……你是个党员！我们现在的全部精力都要集中到站马路这任务上来！可是你……”虽然这个批评是出于误会，本身是无的放矢的，但这些推心置腹的话却刻画了鲁大成的性格。他热情直爽、爱憎分明，带着农民的朴实，不过，对打思想仗，他毕竟没有经验，难免犯简单化的毛病。所以对不守纪律的上海兵童阿男，他主张“趁早送走”；对被“香风”吹迷糊了的陈喜，他主张“整一整”；而不知道做更细致的思想工作。但是，通过鲁大成对陈喜那既严厉又充满阶级弟兄真情实意的批评，表现出这个革命军人拒腐蚀、永不沾的高尚品质。
排长陈喜则是一个不仅对“香风”完全失去了警惕，而且被这股风吹得晕头转向、心灵开始发霉的人。在上海南京路那个花花世界中，他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从适应“香风”到追求“香风”，丢弃了革命的传统。他不仅看不惯“黑不溜鳅”的战友赵大大，穿不惯爱人做的土布袜，而且对远道从农村来看望他的爱人，他也嫌她“跟不上趟了”，表现出无情的冷淡。在工作上，他变得麻木不仁、严重失职。以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陈喜曾是一个英雄；今日，在“香风”吹拂的马路上，他却在思想之战中吃了败仗。敌人正是希望共产党“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陈喜的变化反映着严重的斗争。显然，在解放初的大上海，有两种互相联系而又互有区别的敌人：一是老K那样的暗藏的反革命，一是那一股能叫人的思想上产生腐斑的“香风”，而后者更难于识别和战胜，因而是更可怕的。对陈喜的批评和教育，也就是抵制“香风”侵袭的斗争。
在与陈喜错误思想的斗争中，连长鲁大成、班长赵大大、老炊事班长洪满堂、陈喜的爱人春妮以及指导员路华，都各自显示了自己的性格特点。赵大大面对着“香风”的挑战，情绪上十分反感，但又说不清楚，只好打报告要求调动。一遇上人民受苦之事，他敢于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他的热情、耿直有些象连长鲁大成，但他更憨厚，又比较幼稚。老炊事班长洪满堂的性格特点，主要表现在他那种职位不高而看问题却站得高的部队“老当家”的主人翁的满腔热情，和他那十分珍惜部队与人民联系的纯朴而高尚的精神世界。路华的形象主要寄托了作者对部队政工人员的理想，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但写得比较概念化。
春妮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感人至深，对深化作品主题有着重要的作用。她和陈喜是夫妻关系，但这背后又隐藏着一层军民关系，陈喜对她变心，不仅意味着对纯洁高尚爱情的背叛，而且意味着人民军队对人民的背叛。洪满堂说得好：“他们用小米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上，就让她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南京路上的那股“香风”在春妮和陈喜的爱情上撒上了灰尘，但春妮对“香风”的痛恨，其表现形式又不同于别人。她是一个有觉悟、很懂事而又比较深沉的农村姑娘，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她并没有当面和陈喜争执，也没有给领导添麻烦。回去后她给连指导员写了封信，一方面吐露了自己和陈喜当初建立爱情的幸福过程，一方面向指导员表示了她的伤心和担心，提出了挽救陈喜的要求：“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他这么多年，没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了……我真为他的前途担心！指导员，我知道，你一直对他很好，你拉他一把吧……”。在这封二百多字的信中，春妮无一字诅咒陈喜或伤他的心（她也未必想到陈喜能看到这封信），但后来却无一字不打动陈喜，“戳”陈喜的心，对推动他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这封二百多字的信，不仅充满着对资产阶级“香风”的痛斥，而且细致地揭示了春妮这个坚定善良而又真挚贤慧的革命妇女的高尚的精神境界。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也优美动人。
《霓虹灯下的哨兵》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是因为在这部剧作中充满着艺术的辩证法，如严肃的主题思想与活泼的艺术形式的对立统一，人物、生活、场景的丰富多视虢峁埂⒅魈獾难辖骷械亩粤⑼骋坏取Ｔ谌宋锼茉焐希?
作者善于运用个性化的戏剧语言，通过特定的行动方式显示出人物的个性特征。此剧在运用富于个性的道具串连情节、刻画人物方面，贴切、自然、精巧，引人联想。如“布袜子”和“针线包”，是春妮亲手给陈喜做的，这两件东西本身就体现着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很符合人物所处的具体情境，使人感到象生活本身那样自然。从陈喜两次扔掉布袜子到洪满堂两次将其拣起交给鲁大成，最后还给陈喜；从春妮用她送给陈喜的针线包为陈喜缝袖子，到陈喜扯断了线；从春妮把针线包交给路华，到路华把它还给陈喜；这中间串连着也推进着全部戏剧情节，关系着剧中主要人物性格的刻画。剧作家通过对这两件道具的巧妙运用，幽默而含蓄地透出主题的思想光芒，加深了人物的色彩，给读者与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
《年青的一代》的戏剧冲突是从现实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中提炼出来的，主题思想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烈士的后代、老干部的养子林育生，贪图安逸，追求个人生活享受，大学毕业时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后来竟发展到弄虚做假，犯了错误，最后，林育生在党的教育下，在烈士血书的感召下，迷途知返，立志做一个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者。
此剧以鲜明的对比手法组织全剧的人物形象体系，以此来揭示两种世界观、幸福观的根本对立和激烈斗争。在这里，有患病不下阵和装病当逃兵，构成了贯串全剧的肖继业与林育生的对比；对林育生的严格要求和一味迁就，构成了林坚与夏淑娟的对比；务实际、迎考验与爱虚荣、怕艰苦，构成了林岚和李荣生的对比。就在这一系列的对比中，教育年青一代的主题，阐发得明朗、强烈。尤其在全剧高潮，肖继业揭发林育生开假证明信与林坚读林育生父母就义前写的血书时（假证明信与血书也是一种对比），暴风骤雨，电闪雷鸣，那封经周恩来同志润色过的三百多字的血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涤荡污垢，振聋发喷，既加强了全剧严肃而深沉的艺术风格，也深化了全剧的主题思想。
《祝你健康》对戏剧主题的提炼和《年青的一代》有相近之处，但它是别具一格的。世代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工人丁少纯，对于来自家庭生活中、涂着一层“体贴”、“关怀”色彩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能觉察和识别，因而逐渐受其影响，追求享受，工作马虎，直到造成了生产事故，才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接受批评，分清了思想是非。从当时来看，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反映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这个话剧里的人物，在我们生活中是常见的。在完成三大改造之后的我国社会，有不少象了海宽一家这样由处于不同思想状况的儿女亲家组合起来的家庭，象姚母这样通过日常生活，诸如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不自觉地、甚至是“好心”地、而且又是无形地向女婿丁少纯进行思想腐蚀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还没有多少作家，从这个一眼看不清、一时察不出的生活现象中选取题材，开掘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渗透的深刻主题。列宁说：“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①《祝你健康》正是通过姚母这个人物在丁家引起的种种纠葛，对资产阶级思想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那种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作用，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该剧的艺术风格明快流畅，它没有宏伟的结构和复杂的情节，剧中矛盾冲突的产生、发展和解决，自然而然地沿着生活本身的逻辑往前推进。不论是开场时姚母的谈论吃穿，还是结尾处丁海宽留下姚母时表现出来的工人阶级的博大胸怀和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必胜信心，以及姚母的开始认错，都朴素无华，栩栩如生，只有作者对生活吃得比较透，并能熟练驾驭话剧的艺术形式，才能做到这一步。
这三出戏都存在着一些缺点：《霓虹灯下的哨兵》对陈喜一时迷路的思想根源交待不清，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脸谱化；《年青的一代》对夏淑娟的错误思想揭示得不够深刻；《祝你健康》的结尾，丁海宽讲阶级斗争的话是硬贴上去的，反而显得不真实，影响了此剧写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等。但是这三个话剧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都是明显的：
首先，这三出戏都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如何教育青年一代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帮助他们摆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把他们培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问题。剧作家通过陈喜、林育生、丁少纯等的思想转变过程，真实地描写了青年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认识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艰巨复杂的斗争，揭示了生活的真理，启发人们去思考对于一代新人的培养和教育与国家前途的重大关系。这三出戏在表现这个重大而又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时，都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分寸，既对几个青年人身上的缺点或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又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他们身上的好东西，并且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的进步。
其次，这三个剧本在人物描写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剧中的陈喜、林育生和丁少纯，都是“迷途知返”的人物。剧作家在塑造这一类人物方面所提供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这三个话剧都比较注意从生活真实出发，表现先进人物和落后人物的斗争，表现两种思想的差别和冲突，一般能做到按照生活本身发展的逻辑逐步展开，使之合情合理，来龙去脉了了分明，而不是用主观的框框和政治概念去肢解生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戏剧创作中出现的政治倾向性逐渐离开生活真实性的倾向下，这几个话剧的创作对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是起了良好作用的。当然，一九六二年开始重新抬头的“左”倾思潮，如大讲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理论，对这几部作品也有明显的影响，但毕竟还未能象后来那样根本扭转话剧的现实主义道路。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话剧。其中，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陈耘的《年青的一代》和丛深的《祝你健康》（后改名《千万不要忘记》），在思想和艺术上各有特点，代表了当代话剧创作的新进展。这三个话剧在选材、构思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突破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后在“左”的倾向下发展起来的一些条条、框框，一扫虚夸之气，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真实深刻地反映了随着革命进程而产生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出了新的问题。
《霓虹灯下的哨兵》在选材上突破了写部队生活往往离不开战场、操场和营房的习惯写法，根据我军入城之初的实际斗争生活，把部队放在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民解放军在五光十色的上海南京路上站岗这个侧面，通过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斗争线索，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统一在坚持和发扬我军光荣的革命传统，打退资产阶级“香风”的进攻的主题之下。作者严肃地按着生活的真实，描写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者在执笔之先，曾深入到好八连当兵，搜集了不少有关大上海解放初部队情况的大量“使人发笑而又令人深思的趣闻”①。如有一位战士命令人力车上的胖乘客下来拉瘦车夫；有一位副连长用仅有的津贴买了一双花袜子，并带头学会了跳交际舞等等。类似这样的“趣闻”，实际上是表现了我军由农村进入城市这一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些新的思想问题，剧作家从生活体验中找到了人民解放军必须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才能永远成为一个战斗队的深刻主题。
打退资产阶级“香风”的侵袭，是剧本的主题，也是全剧的贯串行动。这一主题的提炼，显然是六十年代初大讲“阶级斗争”的结果，但由于作者选取的是解放初期的生活素材，通过不同人物对资产阶级“香风”的不同态度，构成了全剧的戏剧冲突，使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这些冲突中一个个站立了起来，此剧便超越了指导思想上的局限，获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连长鲁大成是个塑造得很感人的形象，他对“香风”的痛恨和抵制，有他的特殊方式，主要表现在他对连队形势的焦虑和他那不大注意方式方法、有些粗鲁的对人的批评上。在资产阶级“香风”吹进了连队的情况下，做为一连之长的鲁大成十分恼火。但当洪满堂针对其焦躁情绪以反话相激说“向上级打个报告，要求把我们这伙人撤下来吧”之时，鲁大成恰好说出了符合他自己性格的话：“既然来了，钉子就钉在这个阵地上了！有党和上级领导，打不退这股资产阶级香风我就不姓鲁！”这番斩钉截铁般的话，表明了鲁大成与“香风”势不两立的坚决态度。当他误以为赵大大被一条“大辫子”所勾引的时候，他心情沉重并且十分诚恳地说：“你是个老同志！我真为你难过，为你担心！你也替我想想！你知道，我这心里……你是个党员！我们现在的全部精力都要集中到站马路这任务上来！可是你……”虽然这个批评是出于误会，本身是无的放矢的，但这些推心置腹的话却刻画了鲁大成的性格。他热情直爽、爱憎分明，带着农民的朴实，不过，对打思想仗，他毕竟没有经验，难免犯简单化的毛病。所以对不守纪律的上海兵童阿男，他主张“趁早送走”；对被“香风”吹迷糊了的陈喜，他主张“整一整”；而不知道做更细致的思想工作。但是，通过鲁大成对陈喜那既严厉又充满阶级弟兄真情实意的批评，表现出这个革命军人拒腐蚀、永不沾的高尚品质。
排长陈喜则是一个不仅对“香风”完全失去了警惕，而且被这股风吹得晕头转向、心灵开始发霉的人。在上海南京路那个花花世界中，他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从适应“香风”到追求“香风”，丢弃了革命的传统。他不仅看不惯“黑不溜鳅”的战友赵大大，穿不惯爱人做的土布袜，而且对远道从农村来看望他的爱人，他也嫌她“跟不上趟了”，表现出无情的冷淡。在工作上，他变得麻木不仁、严重失职。以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陈喜曾是一个英雄；今日，在“香风”吹拂的马路上，他却在思想之战中吃了败仗。敌人正是希望共产党“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陈喜的变化反映着严重的斗争。显然，在解放初的大上海，有两种互相联系而又互有区别的敌人：一是老K那样的暗藏的反革命，一是那一股能叫人的思想上产生腐斑的“香风”，而后者更难于识别和战胜，因而是更可怕的。对陈喜的批评和教育，也就是抵制“香风”侵袭的斗争。
在与陈喜错误思想的斗争中，连长鲁大成、班长赵大大、老炊事班长洪满堂、陈喜的爱人春妮以及指导员路华，都各自显示了自己的性格特点。赵大大面对着“香风”的挑战，情绪上十分反感，但又说不清楚，只好打报告要求调动。一遇上人民受苦之事，他敢于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他的热情、耿直有些象连长鲁大成，但他更憨厚，又比较幼稚。老炊事班长洪满堂的性格特点，主要表现在他那种职位不高而看问题却站得高的部队“老当家”的主人翁的满腔热情，和他那十分珍惜部队与人民联系的纯朴而高尚的精神世界。路华的形象主要寄托了作者对部队政工人员的理想，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但写得比较概念化。
春妮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感人至深，对深化作品主题有着重要的作用。她和陈喜是夫妻关系，但这背后又隐藏着一层军民关系，陈喜对她变心，不仅意味着对纯洁高尚爱情的背叛，而且意味着人民军队对人民的背叛。洪满堂说得好：“他们用小米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上，就让她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南京路上的那股“香风”在春妮和陈喜的爱情上撒上了灰尘，但春妮对“香风”的痛恨，其表现形式又不同于别人。她是一个有觉悟、很懂事而又比较深沉的农村姑娘，她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她并没有当面和陈喜争执，也没有给领导添麻烦。回去后她给连指导员写了封信，一方面吐露了自己和陈喜当初建立爱情的幸福过程，一方面向指导员表示了她的伤心和担心，提出了挽救陈喜的要求：“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他这么多年，没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了……我真为他的前途担心！指导员，我知道，你一直对他很好，你拉他一把吧……”。在这封二百多字的信中，春妮无一字诅咒陈喜或伤他的心（她也未必想到陈喜能看到这封信），但后来却无一字不打动陈喜，“戳”陈喜的心，对推动他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这封二百多字的信，不仅充满着对资产阶级“香风”的痛斥，而且细致地揭示了春妮这个坚定善良而又真挚贤慧的革命妇女的高尚的精神境界。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也优美动人。
《霓虹灯下的哨兵》之所以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是因为在这部剧作中充满着艺术的辩证法，如严肃的主题思想与活泼的艺术形式的对立统一，人物、生活、场景的丰富多视虢峁埂⒅魈獾难辖骷械亩粤⑼骋坏取Ｔ谌宋锼茉焐希?
作者善于运用个性化的戏剧语言，通过特定的行动方式显示出人物的个性特征。此剧在运用富于个性的道具串连情节、刻画人物方面，贴切、自然、精巧，引人联想。如“布袜子”和“针线包”，是春妮亲手给陈喜做的，这两件东西本身就体现着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很符合人物所处的具体情境，使人感到象生活本身那样自然。从陈喜两次扔掉布袜子到洪满堂两次将其拣起交给鲁大成，最后还给陈喜；从春妮用她送给陈喜的针线包为陈喜缝袖子，到陈喜扯断了线；从春妮把针线包交给路华，到路华把它还给陈喜；这中间串连着也推进着全部戏剧情节，关系着剧中主要人物性格的刻画。剧作家通过对这两件道具的巧妙运用，幽默而含蓄地透出主题的思想光芒，加深了人物的色彩，给读者与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
《年青的一代》的戏剧冲突是从现实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中提炼出来的，主题思想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烈士的后代、老干部的养子林育生，贪图安逸，追求个人生活享受，大学毕业时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后来竟发展到弄虚做假，犯了错误，最后，林育生在党的教育下，在烈士血书的感召下，迷途知返，立志做一个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者。
此剧以鲜明的对比手法组织全剧的人物形象体系，以此来揭示两种世界观、幸福观的根本对立和激烈斗争。在这里，有患病不下阵和装病当逃兵，构成了贯串全剧的肖继业与林育生的对比；对林育生的严格要求和一味迁就，构成了林坚与夏淑娟的对比；务实际、迎考验与爱虚荣、怕艰苦，构成了林岚和李荣生的对比。就在这一系列的对比中，教育年青一代的主题，阐发得明朗、强烈。尤其在全剧高潮，肖继业揭发林育生开假证明信与林坚读林育生父母就义前写的血书时（假证明信与血书也是一种对比），暴风骤雨，电闪雷鸣，那封经周恩来同志润色过的三百多字的血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涤荡污垢，振聋发喷，既加强了全剧严肃而深沉的艺术风格，也深化了全剧的主题思想。
《祝你健康》对戏剧主题的提炼和《年青的一代》有相近之处，但它是别具一格的。世代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工人丁少纯，对于来自家庭生活中、涂着一层“体贴”、“关怀”色彩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能觉察和识别，因而逐渐受其影响，追求享受，工作马虎，直到造成了生产事故，才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接受批评，分清了思想是非。从当时来看，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反映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这个话剧里的人物，在我们生活中是常见的。在完成三大改造之后的我国社会，有不少象了海宽一家这样由处于不同思想状况的儿女亲家组合起来的家庭，象姚母这样通过日常生活，诸如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不自觉地、甚至是“好心”地、而且又是无形地向女婿丁少纯进行思想腐蚀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还没有多少作家，从这个一眼看不清、一时察不出的生活现象中选取题材，开掘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渗透的深刻主题。列宁说：“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①《祝你健康》正是通过姚母这个人物在丁家引起的种种纠葛，对资产阶级思想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那种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作用，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该剧的艺术风格明快流畅，它没有宏伟的结构和复杂的情节，剧中矛盾冲突的产生、发展和解决，自然而然地沿着生活本身的逻辑往前推进。不论是开场时姚母的谈论吃穿，还是结尾处丁海宽留下姚母时表现出来的工人阶级的博大胸怀和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必胜信心，以及姚母的开始认错，都朴素无华，栩栩如生，只有作者对生活吃得比较透，并能熟练驾驭话剧的艺术形式，才能做到这一步。
这三出戏都存在着一些缺点：《霓虹灯下的哨兵》对陈喜一时迷路的思想根源交待不清，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脸谱化；《年青的一代》对夏淑娟的错误思想揭示得不够深刻；《祝你健康》的结尾，丁海宽讲阶级斗争的话是硬贴上去的，反而显得不真实，影响了此剧写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等。但是这三个话剧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都是明显的：
首先，这三出戏都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具有很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如何教育青年一代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帮助他们摆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把他们培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问题。剧作家通过陈喜、林育生、丁少纯等的思想转变过程，真实地描写了青年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认识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艰巨复杂的斗争，揭示了生活的真理，启发人们去思考对于一代新人的培养和教育与国家前途的重大关系。这三出戏在表现这个重大而又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时，都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分寸，既对几个青年人身上的缺点或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又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他们身上的好东西，并且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的进步。
其次，这三个剧本在人物描写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剧中的陈喜、林育生和丁少纯，都是“迷途知返”的人物。剧作家在塑造这一类人物方面所提供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这三个话剧都比较注意从生活真实出发，表现先进人物和落后人物的斗争，表现两种思想的差别和冲突，一般能做到按照生活本身发展的逻辑逐步展开，使之合情合理，来龙去脉了了分明，而不是用主观的框框和政治概念去肢解生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在戏剧创作中出现的政治倾向性逐渐离开生活真实性的倾向下，这几个话剧的创作对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是起了良好作用的。当然，一九六二年开始重新抬头的“左”倾思潮，如大讲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理论，对这几部作品也有明显的影响，但毕竟还未能象后来那样根本扭转话剧的现实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