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寻根”与小说艺术形态]
二 “寻根”与小说艺术形态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5年01月26日21:44:37 星期三), 站内信件
作为一种文学主张，文学“寻根”对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 响。但是，这一时期小说某些艺术特征的形成或凸显，又不能说都是这一主张的直接效 果；一些作家的类似创作倾向，也不见得都有十分明确的理论支持。
对于风俗、地域文化的兴趣，是这期间小说创作开始出现的重要现象。当代中国大 陆，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小说，地域、风俗的特征趋于模糊、淡化。主流的文学观念 是，历史运动，人的行为、情感的基本构成和决定性因素，是阶级地位和政治意识。其 它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日常生活，体现 “历史连续性”的民族文化的、人性的因素，自然会被看作是对于阶级意识的削弱，而 受到排斥。在80年代受到普遍认可的小说观念则是，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日常生 活，是艺术美感滋生的丰厚土壤，并有可能使对个体命运与对社会、对民族历史的深刻 表现融为一体。作为一种证明，文学史的叙述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以激进的历史观、更 多从政治观念和阶级意识去构撰作品的作家，受到了冷落，而宽容地重视特定情景中的 日常生活的创作，成为文学生命力的例证。50至70年代被湮没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 书及“京派”小说文学史地位的上升(注：在“文革”后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评和发现中，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曾发生过重要影响。)，与小说创作的趋向构成互动 的关系。
这样，在80年代，加强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了解，表现这一生活方式在现代的变迁， 为不少小说家所重视。有的甚至细致考察某一地域的住居、饮食、衣着、言语、交际方 式、婚丧节庆礼仪、宗教信仰等等，成为拓展创作视境的凭藉。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 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的汪曾祺，对民俗在小说情调、氛围、人的心理表现的重要性 的理解，和三四十年代沈从文等的艺术追求有内在关连。倡导、或同情文学“寻根”的 作家，如韩少功、贾平凹、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也都表现了强烈地关心创作中的 地域文化因素的倾向。贾平凹的一系列散文、小说，有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陕南山 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述。李杭育的一组小说，着重对浙江“葛川江”流域风情的考察 。其他如郑万隆写黑龙江边陲的山村，乌热尔图写鄂温克族的生活，都汇入“寻根”所 旅发的重视民俗表现的潮流中。当然，“地域小说”的追求，在邓友梅、冯骥才、刘心 武那里有更自觉、持久的表现。他们都经历了从社会政治性的取材，到写“民俗风味小 说”的转移。刘心武的长篇《钟鼓楼》、《四牌楼》等，在北京城区普通市民的生活世 相的刻画中，来表现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的关系。陆文夫在这个期间，对苏州这个城市 的风俗沿革，也有专门考察。他的中篇《美食家》，虽说贯穿政治性主题，但对苏州饮 食等文化的描述，常逸出这一轨道而成为作品中多彩的部分。邓友梅的写北京的小说和 冯骥才的“津门系列”，对于京津的风俗和生活于其间的普通市民的言语、心理、情感 和行为方式，都有细微、传神的刻画。
比起“伤痕”、“反思”小说来，带有“寻根”特征的小说，在思想倾向和价值估 断上，显然表现得复杂而暧昧。倡导“寻根”的那些“知青”出身的作家，他们在“文 革”中度过青少年时代。在有可能系统获取传统文化知识之后，他们便惊讶于过去的无 知，产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孺慕：“聚一起，言必称诸子百家儒释道”，产生“感到 自己没有文化，只是想多读一点书，使自己不致浅薄”的冲动(注：郑义《跨越文化断裂 带》。)。不过，如韩少功、郑义、李杭育、阿城等，他们的小说，都更倾向于将“传统 文化”作出“规范”和“不规范”的区分。对于他们所称的，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规 范”的体制化的“传统”，持更多的拒斥、批判的态度；而认为在野史、传说、民歌、 偏远地域的民情风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有更多的文化“精华”。“文革” 后的当代作家，一般会很容易接受“五四”以来对于“传统文化”持激进批判的立场， 不过，在东西文化的对话、“碰撞”中，也会走向对悠久而丰厚的民族文化的沉迷，转 而怀疑原先所持的批判态度。
在小说艺术的探索上，一些作家受到诸如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发，把对 于生活情景、细节的真实描述，与象征、寓言的因素加以结合。叙述方式变换的技巧， 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运用：以“现在时”和“过去现在时”的叙述来处理历史，在叙述 者和故事人物，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上构成复杂关系，以此来强化叙述的意识。不过， 以现代意识，来审察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方法，作为艺术创造的主要借鉴，在80年代中 期以后，也成为一种潮流。这种艺术追求，首先表现为小说整体情调、气氛的营造的重 现。其次，在小说语言上，或者向着平淡、节制、简洁的方向倾移，或者直接融进文言 词汇、句式，以加强所要创造的生活情景和人物心理的古奥。另外，小说的章法、结构 、叙述方式，都可以看到向古代小说取法的情况。汪曾祺在谈中国古代小说时认为，这 里存在“两个传统”，即“唐人传奇和宋人笔记”。前者是“投入当道的‘行卷’”， 因为要使“当道者”看得有趣，赏识作者的才华。后者却“无此功利目的”故清淡自然 ，自有情致。(注：《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一书的“代序”，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2年版。50年代初，孙楷第在谈到当代小说作家向古代小说学习时，也对唐人传奇 有所贬抑，认为“传奇是史传的别支，是智识阶级士大夫阶级的高贵文学”，“坐在屋 里自己说自己的话”。孙楷第推重的是明末白话短篇小说，因为它们的作者“化身为艺 人，面向大众说话”。见《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文艺报》195 1年第4卷第3期。)显然，汪曾祺、贾平凹、阿城等，都属师法朴素节制、清淡自然的一 脉。
--
作为一种文学主张，文学“寻根”对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 响。但是，这一时期小说某些艺术特征的形成或凸显，又不能说都是这一主张的直接效 果；一些作家的类似创作倾向，也不见得都有十分明确的理论支持。
对于风俗、地域文化的兴趣，是这期间小说创作开始出现的重要现象。当代中国大 陆，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小说，地域、风俗的特征趋于模糊、淡化。主流的文学观念 是，历史运动，人的行为、情感的基本构成和决定性因素，是阶级地位和政治意识。其 它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日常生活，体现 “历史连续性”的民族文化的、人性的因素，自然会被看作是对于阶级意识的削弱，而 受到排斥。在80年代受到普遍认可的小说观念则是，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日常生 活，是艺术美感滋生的丰厚土壤，并有可能使对个体命运与对社会、对民族历史的深刻 表现融为一体。作为一种证明，文学史的叙述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以激进的历史观、更 多从政治观念和阶级意识去构撰作品的作家，受到了冷落，而宽容地重视特定情景中的 日常生活的创作，成为文学生命力的例证。50至70年代被湮没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 书及“京派”小说文学史地位的上升(注：在“文革”后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评和发现中，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曾发生过重要影响。)，与小说创作的趋向构成互动 的关系。
这样，在80年代，加强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了解，表现这一生活方式在现代的变迁， 为不少小说家所重视。有的甚至细致考察某一地域的住居、饮食、衣着、言语、交际方 式、婚丧节庆礼仪、宗教信仰等等，成为拓展创作视境的凭藉。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 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的汪曾祺，对民俗在小说情调、氛围、人的心理表现的重要性 的理解，和三四十年代沈从文等的艺术追求有内在关连。倡导、或同情文学“寻根”的 作家，如韩少功、贾平凹、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也都表现了强烈地关心创作中的 地域文化因素的倾向。贾平凹的一系列散文、小说，有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陕南山 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述。李杭育的一组小说，着重对浙江“葛川江”流域风情的考察 。其他如郑万隆写黑龙江边陲的山村，乌热尔图写鄂温克族的生活，都汇入“寻根”所 旅发的重视民俗表现的潮流中。当然，“地域小说”的追求，在邓友梅、冯骥才、刘心 武那里有更自觉、持久的表现。他们都经历了从社会政治性的取材，到写“民俗风味小 说”的转移。刘心武的长篇《钟鼓楼》、《四牌楼》等，在北京城区普通市民的生活世 相的刻画中，来表现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的关系。陆文夫在这个期间，对苏州这个城市 的风俗沿革，也有专门考察。他的中篇《美食家》，虽说贯穿政治性主题，但对苏州饮 食等文化的描述，常逸出这一轨道而成为作品中多彩的部分。邓友梅的写北京的小说和 冯骥才的“津门系列”，对于京津的风俗和生活于其间的普通市民的言语、心理、情感 和行为方式，都有细微、传神的刻画。
比起“伤痕”、“反思”小说来，带有“寻根”特征的小说，在思想倾向和价值估 断上，显然表现得复杂而暧昧。倡导“寻根”的那些“知青”出身的作家，他们在“文 革”中度过青少年时代。在有可能系统获取传统文化知识之后，他们便惊讶于过去的无 知，产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孺慕：“聚一起，言必称诸子百家儒释道”，产生“感到 自己没有文化，只是想多读一点书，使自己不致浅薄”的冲动(注：郑义《跨越文化断裂 带》。)。不过，如韩少功、郑义、李杭育、阿城等，他们的小说，都更倾向于将“传统 文化”作出“规范”和“不规范”的区分。对于他们所称的，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规 范”的体制化的“传统”，持更多的拒斥、批判的态度；而认为在野史、传说、民歌、 偏远地域的民情风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有更多的文化“精华”。“文革” 后的当代作家，一般会很容易接受“五四”以来对于“传统文化”持激进批判的立场， 不过，在东西文化的对话、“碰撞”中，也会走向对悠久而丰厚的民族文化的沉迷，转 而怀疑原先所持的批判态度。
在小说艺术的探索上，一些作家受到诸如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启发，把对 于生活情景、细节的真实描述，与象征、寓言的因素加以结合。叙述方式变换的技巧， 也在一些作品中得到运用：以“现在时”和“过去现在时”的叙述来处理历史，在叙述 者和故事人物，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上构成复杂关系，以此来强化叙述的意识。不过， 以现代意识，来审察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方法，作为艺术创造的主要借鉴，在80年代中 期以后，也成为一种潮流。这种艺术追求，首先表现为小说整体情调、气氛的营造的重 现。其次，在小说语言上，或者向着平淡、节制、简洁的方向倾移，或者直接融进文言 词汇、句式，以加强所要创造的生活情景和人物心理的古奥。另外，小说的章法、结构 、叙述方式，都可以看到向古代小说取法的情况。汪曾祺在谈中国古代小说时认为，这 里存在“两个传统”，即“唐人传奇和宋人笔记”。前者是“投入当道的‘行卷’”， 因为要使“当道者”看得有趣，赏识作者的才华。后者却“无此功利目的”故清淡自然 ，自有情致。(注：《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汪曾祺》一书的“代序”，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2年版。50年代初，孙楷第在谈到当代小说作家向古代小说学习时，也对唐人传奇 有所贬抑，认为“传奇是史传的别支，是智识阶级士大夫阶级的高贵文学”，“坐在屋 里自己说自己的话”。孙楷第推重的是明末白话短篇小说，因为它们的作者“化身为艺 人，面向大众说话”。见《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文艺报》195 1年第4卷第3期。)显然，汪曾祺、贾平凹、阿城等，都属师法朴素节制、清淡自然的一 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