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十五贯》等新改编的传统戏曲剧本]
第六节 《十五贯》等新改编的传统戏曲剧本
浙江省《十五贯》整理小组改编的昆剧《十五贯》，是建国后新改编的传统剧目的优秀代表作之一，此剧改编的成功，“不仅使古典的昆剧发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①
昆剧《十五贯》，由清人朱素臣的传奇《十五贯》（又名《双熊梦》）改编而成。原本分二十六出，两条线索交织发展：一条线索写熊友兰之弟熊友蕙，被山阳县令过于执误断为与侯三姑通奸害命而判成死罪；一条线索写熊友兰携带十五贯钱，在回家营救其弟友蕙的途中，因偶然与苏戌娟路遇同行，又被已升任常州府理刑的过于执强加上奸杀盗财的罪名而判定死刑。苏州府太守况钟奉命监斩，因神明托梦指点，查明其中冤情，乃面见都爷，力为昭雪。平反后，况钟认侯三姑、苏戌娟为义女，过于执举熊家兄弟为孝廉，并出面作媒，使苏、侯二女与熊家兄弟结婚。显然，原本的精华和糟粕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既有揭露封建官场的黑暗、为民请命的进步的一面，也有宣扬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等不好的一面。复杂的剧情线索也是暇瑜互见的。“一出戏的整理，所去掉的东西，决不可能那么简单明快地尽是糟粕部分，因为精华糟粕原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一个具体的戏中，为了发扬它主要的精华，不免要割舍一些在这里成为次要精华的非割舍不可的东西；否则就反而会损害了主要的精华”①。这种情况，自然增加了改编上的难度。但是，《十五贯》的改编恰好在克服这个困难上，表现了剧作家思想和艺术的动力。
第一，改编本大刀阔斧地删掉了熊友蕙这条线索。这不仅简化了剧情中纷繁的头绪，而且摈弃了这条线索中诸如“鼠窃”之类的缺乏生活根据、荒诞不经的东西，加强了戏剧冲突的真实性。而原剧中熊友兰那条线索，既符合生活真实，又有强烈的戏剧冲突，能深刻地表现本剧的主题思想。所以改编者就紧紧抓住这条线索展开全剧的矛盾冲突。象这样大胆而又谨慎地对一个传统剧目的整体布局进行大幅度的改动，正体现了“推陈出新”的方针，实践已经证明是成功的。
第二，改编本突出了况钟的清官形象。《十五贯》原本中的况钟，基本上是一个清官形象。在《夜讯》、《乞命》、《踏勘》、《廉访》等场中，已经表现了况钟的好作风和好品格。他不但对原判提出了疑问，认为原问官是“捕形捉风少主裁”，而且断然决定连夜叩见都爷，为民请命。因此，重新处理况钟这个形象，就不需要另外强加给他不可能具有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原作者由于思想、艺术上的局限性，还没有能够把况钟放在封建官僚残酷统治下的社会环境和奉命监斩的规定情境之中，还没有写出况钟平反冤案的思想基础、行动目的和他内心的斗争，并且使况钟的积极思想被夹杂在“天命”、“因果报应”和“神明指点”之类的封建迷信观念之中，没有放出应有的光辉。改编者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抓住了况钟思想中愿意为民请命的积极一面，顺理成章地加以深入开掘，把为民请命的思想做为统摄况钟全部行动的灵魂和贯串全剧的核心思想。为此，改编者在《判斩》一场中，特地增加了况钟命门子去悦来客栈查问陶复朱是否付予熊友兰十五贯钱并叫他前往常州办货这一细节，表现了况钟不轻信口供，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另外，原本中的况钟，只听“犯人”的申诉就认定是冤案，并且毫不犹豫地去见都爷为之乞命，这样处理难免有主观武断之嫌，改编本弥补了这个缺点，细致地揭示了况钟在“为民请命”（抗上）和“错杀二命”（害民）之间难以抉择的思想矛盾。开始，况钟对熊、苏两次喊冤都不以为然，他还是照例行事地对罪犯训诫，等待五更斩首；直到熊、苏第三次喊冤质问时，才引起况钟的注意和查问，认识到不能“轻率判成死罪”。但是，想到自己所处的地位——“苏州府怎理得常州冤情”，想到自己的任务——“我乃是奉命监斩，翻案无权柄”，又想到“部文已下，怎好违令行”，于是，手提判斩之笔，犹豫再三，直觉得：
这支笔千斤重，
一落下丧二命！
既然知冤情在，
就应该判断明。
错杀人，
怎算得为官清？
况钟把判斩之笔刚刚放下，可是当刽子手提醒他“倘误时间，小的吃罪不起”时，他又一度无计，焦灼异常，但终于下定了决心面见都堂，为民请命。在这里，通过况钟从犹豫不决到坚定果敢的心理变化，突出了他为了尊重事实、主持正义而不避艰险、不怕犯上的可贵品格。和《判斩》一样，紧接着的《见都》、《疑鼠》和以后的《访鼠》，都是刻画况钟的重要场次。在《见都》一场，改编者删去了原本中美化部堂周忱通情达理的情节和况钟念念不忘“双熊入梦、神明先告状、的迷信思想，加强了况钟对周忱的合法斗争，在《疑鼠》一场，改编者把原本中况钟一人去现场踏勘，改为况钟与过于执一同前往。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细心查问，一个主观武断、草率马虎、冷嘲热讽，剧作家通过强烈对比，把人物的性格写活了。
第三，改编本深刻地揭露与批判了过于执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原本中的过于执，先是一个在断两案的封建官僚，后是一个甄拔熊家兄弟为孝廉和撮合两对男女结为婚配的好人，特别是由于原作者渲染了过于执的“天命，思想，又把熊氏兄弟所遭横祸归结为“夙孽所招”，这实际上是开脱了主观武断、草菅人命的过于执的罪责。改编本一扫原作中封建迷信、虚假庸俗的情节安排，精雕细刻地塑造了过于执这个封建官僚的典型。过于执一出场，改编者就点出他作为封建官僚的敌视人民、看问题主观武断的性格特征。他认为民风“凶恶”、民性“狡猾”，特别是对于他心目中的“泼妇刁男”，就更为残暴，不惜严刑逼供，冤枉好人。这样，改编者就抓住了他的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和他全部行动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过于执这一形象有新的艺术生命了。过于执明明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但他却自以为胸有宏才，善于审清疑案，而且狂妄自大，强不知以为知。这就使这一形象带上了一层包含讽刺意味的喜剧色彩。在审讯苏戌娟时，过于执自做高明地说：
看她艳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她与奸夫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意。父亲阻拦：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这案情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的了。
这真是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绝妙写照！这段台词可以作为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语言标本。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过于执查勘现场时对况钟的态度上：明明是他自己无知、荒唐，他偏说况钟“迂阔”、“空费心肠”；明明是查出了有力的物证，他却不肯面对事实，一味固执；这就把过于执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揭露得更深刻了。
《十五贯》的改编和演出，不仅使一个古老的剧种重放光彩，而且发挥了积极的教育作用。它描写的是古代生活，但它所揭示的问题却对现代的人们有深刻的启示。它对况钟的歌颂和对过于执的批判，正是“给了现代的过于执们一个响亮的回答”①。在我们党和政府各部门的干部队伍中，确有象过于执这样的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昆剧《十五贯》通过对历史生活的描绘，引起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联想，起到了“古为今用”的作用，因此赢得了读者与观众的喜爱，在首都演出时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
“拨亮一盏灯，照红一大片”。继《十五贯》之后，在全国很多戏曲剧种中改编成功的作品是不少的。这些改编成功的优秀剧目分别展示出传统戏曲剧目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编剧技巧等方面的特点，各自总结出改编传统戏曲剧目方面的新经验。
京剧《杨门女将》（范钩宏、吕瑞明改编）有它自己的特点。在思想内容上，它一改某些杨家将剧目中悲伤压抑的调子，而成为一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壮而激昂的战歌。几百年来，杨家将的人物、故事，家喻户晓，管颂弦扬，对提高爱国热忱，颇有教育作用。但不少表现这一题材的戏曲剧目，情调都比较灰暗低沉。《杨门女将》改编本在不歪曲历史的前提下，加强了对杨门忠烈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的描写，使之更加振奋人心。改编本《杨门女将》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构思上另辟蹊径。改编者参考了杨家将的故事传说《十二寡妇征西》，并吸取了扬剧《百岁挂帅》中最精彩的部分《寿堂》、《比武》两场戏的情节；从这两场戏的处理中，发现了扬剧的巧妙构思，领会出“境遇的选择”的重要性。
如扬剧《百岁挂帅》的《寿堂》一场戏，就是在一个喜宴与噩耗、庆寿与殉国尖锐对立的不一般的境遇中，由喜气盈堂的祝寿起；经过惊变、闹酒，直到悲壮的遥祭这曲折多变的情节，揭示出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他们“国仇家恨终当报，不灭敌寇恨难消”的昂扬斗志。京剧改编者一方面吸取了扬剧的情节编成《寿堂惊变》、《比武出征》两场戏，一方面把原来设计的《金殿请缨》改为《灵堂清缨》，这样，“白发太君在爱孙灵帏前突闻异变所迸发的挺身请命激情，也就会比‘金殿’来得更有力，更雄壮”①。
川剧《拉郎配》（沙汀、徐文耀据《鸳鸯绦》改编）和据莆仙戏《团圆之后》（福建省仙游县编剧小组据《施天文》改编），这两个戏在改编上的主要特点是更新了原本的主题。川剧《鸳鸯绦》原来写的是由于皇帝“选美”，迫使有女人家急忙拉郎成亲以躲避灾祸而酿成的一出闹剧，并未抨击毁灭少女青春的皇帝；莆仙戏《施天文》，则宣扬封建道德。这两出戏的主题思想均毫无积极意义可言。但是，改编者却能够从认识封建社会的罪恶本质中去把握这两出戏应该具备的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把被颠倒、搅混了的主题思想重新加以改正和澄清，使《拉郎配》成为一出由“选美”引起“拉郎”，通过“拉郎”揭露皇帝罪恶的讽刺喜剧；把《团圆之后》改成一出父子两代均被封建礼教虐杀的大悲剧，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这种化腐为奇、起死回生的改编，已被实践证明是一条可取的路子。
此外，《包公赔情》（王肯据二人转《赔情》改编）是年轻剧种吉剧剧目的代表作，这是一出描写包拯铡了贪赃枉法的亲侄儿包勉，向嫂嫂赔情，终于得到嫂嫂谅解和爱戴的折子戏。在改编过程中，作者吸收了二人转演唱中描叙情节曲折跌宕的表现手法，层层加深地推进了叔嫂之间“执法”与“护私”的激烈冲突，一会儿“山重水复”，一会儿“柳暗花明”，有力地表现了大义灭亲、严于执法而不循私情的主题思想，同时，作者在戏剧语言的运用上，也充分发挥了二人转的特点，保持着浓厚的东北地方色彩。
浙江省《十五贯》整理小组改编的昆剧《十五贯》，是建国后新改编的传统剧目的优秀代表作之一，此剧改编的成功，“不仅使古典的昆剧发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①
昆剧《十五贯》，由清人朱素臣的传奇《十五贯》（又名《双熊梦》）改编而成。原本分二十六出，两条线索交织发展：一条线索写熊友兰之弟熊友蕙，被山阳县令过于执误断为与侯三姑通奸害命而判成死罪；一条线索写熊友兰携带十五贯钱，在回家营救其弟友蕙的途中，因偶然与苏戌娟路遇同行，又被已升任常州府理刑的过于执强加上奸杀盗财的罪名而判定死刑。苏州府太守况钟奉命监斩，因神明托梦指点，查明其中冤情，乃面见都爷，力为昭雪。平反后，况钟认侯三姑、苏戌娟为义女，过于执举熊家兄弟为孝廉，并出面作媒，使苏、侯二女与熊家兄弟结婚。显然，原本的精华和糟粕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既有揭露封建官场的黑暗、为民请命的进步的一面，也有宣扬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等不好的一面。复杂的剧情线索也是暇瑜互见的。“一出戏的整理，所去掉的东西，决不可能那么简单明快地尽是糟粕部分，因为精华糟粕原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一个具体的戏中，为了发扬它主要的精华，不免要割舍一些在这里成为次要精华的非割舍不可的东西；否则就反而会损害了主要的精华”①。这种情况，自然增加了改编上的难度。但是，《十五贯》的改编恰好在克服这个困难上，表现了剧作家思想和艺术的动力。
第一，改编本大刀阔斧地删掉了熊友蕙这条线索。这不仅简化了剧情中纷繁的头绪，而且摈弃了这条线索中诸如“鼠窃”之类的缺乏生活根据、荒诞不经的东西，加强了戏剧冲突的真实性。而原剧中熊友兰那条线索，既符合生活真实，又有强烈的戏剧冲突，能深刻地表现本剧的主题思想。所以改编者就紧紧抓住这条线索展开全剧的矛盾冲突。象这样大胆而又谨慎地对一个传统剧目的整体布局进行大幅度的改动，正体现了“推陈出新”的方针，实践已经证明是成功的。
第二，改编本突出了况钟的清官形象。《十五贯》原本中的况钟，基本上是一个清官形象。在《夜讯》、《乞命》、《踏勘》、《廉访》等场中，已经表现了况钟的好作风和好品格。他不但对原判提出了疑问，认为原问官是“捕形捉风少主裁”，而且断然决定连夜叩见都爷，为民请命。因此，重新处理况钟这个形象，就不需要另外强加给他不可能具有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原作者由于思想、艺术上的局限性，还没有能够把况钟放在封建官僚残酷统治下的社会环境和奉命监斩的规定情境之中，还没有写出况钟平反冤案的思想基础、行动目的和他内心的斗争，并且使况钟的积极思想被夹杂在“天命”、“因果报应”和“神明指点”之类的封建迷信观念之中，没有放出应有的光辉。改编者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抓住了况钟思想中愿意为民请命的积极一面，顺理成章地加以深入开掘，把为民请命的思想做为统摄况钟全部行动的灵魂和贯串全剧的核心思想。为此，改编者在《判斩》一场中，特地增加了况钟命门子去悦来客栈查问陶复朱是否付予熊友兰十五贯钱并叫他前往常州办货这一细节，表现了况钟不轻信口供，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另外，原本中的况钟，只听“犯人”的申诉就认定是冤案，并且毫不犹豫地去见都爷为之乞命，这样处理难免有主观武断之嫌，改编本弥补了这个缺点，细致地揭示了况钟在“为民请命”（抗上）和“错杀二命”（害民）之间难以抉择的思想矛盾。开始，况钟对熊、苏两次喊冤都不以为然，他还是照例行事地对罪犯训诫，等待五更斩首；直到熊、苏第三次喊冤质问时，才引起况钟的注意和查问，认识到不能“轻率判成死罪”。但是，想到自己所处的地位——“苏州府怎理得常州冤情”，想到自己的任务——“我乃是奉命监斩，翻案无权柄”，又想到“部文已下，怎好违令行”，于是，手提判斩之笔，犹豫再三，直觉得：
这支笔千斤重，
一落下丧二命！
既然知冤情在，
就应该判断明。
错杀人，
怎算得为官清？
况钟把判斩之笔刚刚放下，可是当刽子手提醒他“倘误时间，小的吃罪不起”时，他又一度无计，焦灼异常，但终于下定了决心面见都堂，为民请命。在这里，通过况钟从犹豫不决到坚定果敢的心理变化，突出了他为了尊重事实、主持正义而不避艰险、不怕犯上的可贵品格。和《判斩》一样，紧接着的《见都》、《疑鼠》和以后的《访鼠》，都是刻画况钟的重要场次。在《见都》一场，改编者删去了原本中美化部堂周忱通情达理的情节和况钟念念不忘“双熊入梦、神明先告状、的迷信思想，加强了况钟对周忱的合法斗争，在《疑鼠》一场，改编者把原本中况钟一人去现场踏勘，改为况钟与过于执一同前往。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细心查问，一个主观武断、草率马虎、冷嘲热讽，剧作家通过强烈对比，把人物的性格写活了。
第三，改编本深刻地揭露与批判了过于执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原本中的过于执，先是一个在断两案的封建官僚，后是一个甄拔熊家兄弟为孝廉和撮合两对男女结为婚配的好人，特别是由于原作者渲染了过于执的“天命，思想，又把熊氏兄弟所遭横祸归结为“夙孽所招”，这实际上是开脱了主观武断、草菅人命的过于执的罪责。改编本一扫原作中封建迷信、虚假庸俗的情节安排，精雕细刻地塑造了过于执这个封建官僚的典型。过于执一出场，改编者就点出他作为封建官僚的敌视人民、看问题主观武断的性格特征。他认为民风“凶恶”、民性“狡猾”，特别是对于他心目中的“泼妇刁男”，就更为残暴，不惜严刑逼供，冤枉好人。这样，改编者就抓住了他的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和他全部行动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过于执这一形象有新的艺术生命了。过于执明明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但他却自以为胸有宏才，善于审清疑案，而且狂妄自大，强不知以为知。这就使这一形象带上了一层包含讽刺意味的喜剧色彩。在审讯苏戌娟时，过于执自做高明地说：
看她艳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她与奸夫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意。父亲阻拦：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这案情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的了。
这真是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绝妙写照！这段台词可以作为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语言标本。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过于执查勘现场时对况钟的态度上：明明是他自己无知、荒唐，他偏说况钟“迂阔”、“空费心肠”；明明是查出了有力的物证，他却不肯面对事实，一味固执；这就把过于执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揭露得更深刻了。
《十五贯》的改编和演出，不仅使一个古老的剧种重放光彩，而且发挥了积极的教育作用。它描写的是古代生活，但它所揭示的问题却对现代的人们有深刻的启示。它对况钟的歌颂和对过于执的批判，正是“给了现代的过于执们一个响亮的回答”①。在我们党和政府各部门的干部队伍中，确有象过于执这样的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昆剧《十五贯》通过对历史生活的描绘，引起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联想，起到了“古为今用”的作用，因此赢得了读者与观众的喜爱，在首都演出时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
“拨亮一盏灯，照红一大片”。继《十五贯》之后，在全国很多戏曲剧种中改编成功的作品是不少的。这些改编成功的优秀剧目分别展示出传统戏曲剧目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编剧技巧等方面的特点，各自总结出改编传统戏曲剧目方面的新经验。
京剧《杨门女将》（范钩宏、吕瑞明改编）有它自己的特点。在思想内容上，它一改某些杨家将剧目中悲伤压抑的调子，而成为一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壮而激昂的战歌。几百年来，杨家将的人物、故事，家喻户晓，管颂弦扬，对提高爱国热忱，颇有教育作用。但不少表现这一题材的戏曲剧目，情调都比较灰暗低沉。《杨门女将》改编本在不歪曲历史的前提下，加强了对杨门忠烈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的描写，使之更加振奋人心。改编本《杨门女将》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构思上另辟蹊径。改编者参考了杨家将的故事传说《十二寡妇征西》，并吸取了扬剧《百岁挂帅》中最精彩的部分《寿堂》、《比武》两场戏的情节；从这两场戏的处理中，发现了扬剧的巧妙构思，领会出“境遇的选择”的重要性。
如扬剧《百岁挂帅》的《寿堂》一场戏，就是在一个喜宴与噩耗、庆寿与殉国尖锐对立的不一般的境遇中，由喜气盈堂的祝寿起；经过惊变、闹酒，直到悲壮的遥祭这曲折多变的情节，揭示出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他们“国仇家恨终当报，不灭敌寇恨难消”的昂扬斗志。京剧改编者一方面吸取了扬剧的情节编成《寿堂惊变》、《比武出征》两场戏，一方面把原来设计的《金殿请缨》改为《灵堂清缨》，这样，“白发太君在爱孙灵帏前突闻异变所迸发的挺身请命激情，也就会比‘金殿’来得更有力，更雄壮”①。
川剧《拉郎配》（沙汀、徐文耀据《鸳鸯绦》改编）和据莆仙戏《团圆之后》（福建省仙游县编剧小组据《施天文》改编），这两个戏在改编上的主要特点是更新了原本的主题。川剧《鸳鸯绦》原来写的是由于皇帝“选美”，迫使有女人家急忙拉郎成亲以躲避灾祸而酿成的一出闹剧，并未抨击毁灭少女青春的皇帝；莆仙戏《施天文》，则宣扬封建道德。这两出戏的主题思想均毫无积极意义可言。但是，改编者却能够从认识封建社会的罪恶本质中去把握这两出戏应该具备的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把被颠倒、搅混了的主题思想重新加以改正和澄清，使《拉郎配》成为一出由“选美”引起“拉郎”，通过“拉郎”揭露皇帝罪恶的讽刺喜剧；把《团圆之后》改成一出父子两代均被封建礼教虐杀的大悲剧，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这种化腐为奇、起死回生的改编，已被实践证明是一条可取的路子。
此外，《包公赔情》（王肯据二人转《赔情》改编）是年轻剧种吉剧剧目的代表作，这是一出描写包拯铡了贪赃枉法的亲侄儿包勉，向嫂嫂赔情，终于得到嫂嫂谅解和爱戴的折子戏。在改编过程中，作者吸收了二人转演唱中描叙情节曲折跌宕的表现手法，层层加深地推进了叔嫂之间“执法”与“护私”的激烈冲突，一会儿“山重水复”，一会儿“柳暗花明”，有力地表现了大义灭亲、严于执法而不循私情的主题思想，同时，作者在戏剧语言的运用上，也充分发挥了二人转的特点，保持着浓厚的东北地方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