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戏剧活动与戏剧创作道路的新阶段]
第一节 戏剧活动与戏剧创作道路的新阶段
田汉（一八九八——一九六八），原名田寿昌，湖南省长沙人。他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的诗人、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从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到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当中，他一直投身于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运动，曾组织和主持有名的“南国社”、“南国艺术学院”等戏剧团体和戏剧教育组织，培养戏剧人材、开展戏剧活动，对我国现代戏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他的《获虎之夜》（一九二四年）、《名优之死》（一九二七年）、《丽人行》（一九四七年）等话剧，是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优秀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担任了一些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党组书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认真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和各项政策，努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发展。田汉的领导决不是那种脱离具体业务的瞎指挥。他做为一个老一代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发扬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兼顾戏剧运动、戏剧创作（话剧、歌剧、戏曲、电影）和戏剧理论研究的好传统，在这几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领导戏曲改革，是田汉后半生的一项重要的、获得了显著成果的工作。自一九五○年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起，他遵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在领导戏曲改革的工作中，做出了贡献。他不发空洞抽象的号召，不搞简单粗暴的行政干涉，而是做广大戏曲艺人的贴心人，做审定与改编戏曲剧目的实践者和带头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田汉在改编戏曲剧目工作上以身作则，花费了大量心血。建国初，我国戏曲队伍中的编剧人员很少，这给剧目的整理和改编工作带来了困难。做为戏曲改革工作领导者和组织者的田汉，为适应这一工作的需要，首先拿起笔来进行传统剧目的改编工作。早在四十年代，他曾把《白娘子》这出传统戏从“神怪”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改编为京剧《金钵记》。解放后，听取了对演出的批评意见，再次把它改编为京剧《白蛇传》，参加了一九五二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为戏改工作者改编传统剧目树立了榜样。一九五七年，田汉与安娥合作，改编了戏曲《金鳞记》（原名《追鱼》）。他把原本中鲤鱼精跳入鱼篮，由菩萨带回南海终成正果，张珍高中与金牡丹完婚的结尾，改为鲤鱼精“宁愿摘下鳞三片，长学鸳鸯不羡仙”，突出了鲤鱼精与张珍之间真挚纯朴的爱情描写，这就摈弃了原剧中一些封建、迷信、庸俗的东西，加强了作品的人民性，把这个剧目救活了。一九五八年，田汉又改编了京剧《西厢记》。这个改编本对于崔莺莺和张生爱情纠葛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冲突，揭示得更加明显，并在《惊梦》之后新添《并骑》一场作结，使崔莺莺与张生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田汉要求自己“努力做前人优秀传统的谨慎的继承者”①，把彪炳了近七百年的元代剧作家王实甫和关汉卿的名著《西厢记》的精华，以及某些改编本的长处保存了下来，并加以新的处理，使之更加合理和完美，同时，也弥补了长期以来《西厢记》只演《红娘》、《拷红》等单折戏的缺陷，使观众得以见到该剧的全貌。田汉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戏曲改革工作的先驱者，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仍然一直为这个有数以百计的剧种、有数以千计的剧团、有数以万计的艺人、有关亿万人民文化生活的传统戏曲的改革，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田汉的话剧创作，在建国后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成就。如果说他在一九五○年发表的历史话剧《甲午之战》三部曲之一的《朝鲜风云》在艺术上还没有达到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优秀剧作的水平的话，那么，一九五八年问世的《关汉卿》，在田汉创作史上却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年，他先后写了两个话剧：《关汉卿》和《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取材于历史的话剧《关汉卿》是田汉剧作的高峰，而取材于现实、紧跟形势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则可以说是一个败笔，因为这个剧本只是对一九五八年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图解，它很快地就被读者和观众遗忘了。象《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样违背生活真实的作品的产生，在田汉一生创作中是比较特殊的现象，这说明即使是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着较高修养的剧作家，如果为了“赶任务”而离开了现实主义和戏剧艺术规律的话，也是肯定要失败的。一九六○年，田汉又写了历史话剧《文成公主》。此剧虽然在思想和艺术的成就上还没有达到《关汉卿》的水平，但同样是成功的，并且保持和发扬了田汉戏剧创作的艺术风格。如果说《关汉卿》主要是揭露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黑暗和苦难，那么《文成公主》则主要是表现民族团结的主题，二者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唐朝的文成公主是对我国民族团结有过很大贡献的妇女，在西藏民间颇有影响。剧作家有感于西藏反动的武装叛乱被平定以后“进行民主改革，短短几年间使千年雪域坚冰解冻，百草生春，换了一个面目”，便很想“通过文艺加强汉藏团结”①，于是创作了历史话剧《文成公主》。从观察和反映历史生活的不同角度来看，《关汉卿》是从社会的底层发出对黑暗、野蛮的反动统治者的诅咒和抗议，而《文成公主》则是从国家的上层，从开明、进步的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活动中，反映出人民的愿望和历史的要求，鞭挞了阻挠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落后、反动的势力。美丽端庄、智慧勇敢的文成公主，带着父皇“利乐吐善人民”的宏愿，“把文化做为妆奁”，克服了思亲念家的儿女之情，踏过迢迢万里的险途，嫁给吐著（西藏）英主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形象，作为剧中的主要人物，是被塑造得颇有光彩的。全剧诗情洋溢，曲折动人。缺点是作者似乎还没有能够更深刻、更真实地把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联系起来加以表现，对民族关系的复杂内容挖掘不够，因而对于那些破坏民族团结的反面人物的行动的根源（不论是阶级的、民族的还是思想意识上的），也未能加以更深刻、更真实的揭示。
如果说《关汉卿》代表田汉话剧创作的最高水平，那么《谢瑶环》便代表田汉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这个新编历史京剧发表于一九六一年，正是我们党和国家由于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而面临着巨大困难，并总结经验教训、克服种种困难而努力争取形势好转的时候。这是田汉一生的最后一部剧作，其中包含着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在这出戏里，通过对谢瑶环悲剧命运的生动描绘，剧作家以振聋发聩之笔，提醒人们注意历史的教训，充分发挥了历史剧“古为今用”的功能。正因为如此，它为极“左”思潮所不容。早在一九六四年，《谢瑶环》就被打成“大毒草”，受到了粗暴的批判。在十年动乱到来时，田汉这位忠于人民、尊重真实、热爱艺术，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杰出的剧作家，在林彪、“四人帮”的直接迫害下，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含冤逝世。
田汉的文艺造诣是多方面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写了象《西南剧展》、《吊唁民主烈士》等慷慨激昂的诗篇。“堪与吾民共死生”，这是田汉的诗句，也是田汉自己一生的写照。他的后半生，也写下了如《题苏州司徒庙古柏》、《蒲松龄故居》等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诗章，仍然保持着作为一个革命诗人的热情。田汉也是一个戏剧理论家。在他青年时代，就发表了《诗人与劳动问题》、《戏剧大众化和大众化戏剧》等文章，探讨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后，他除在大量有关戏剧工作的报告、经验总结的文章中阐述了戏剧理论问题外，还撰写了《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径路和展望》、《伟大的元代戏剧战士关汉卿》、《题材的处理》、《繁花绮丽从根生》等论文，对戏剧创作和戏剧运动有很大的指导、推动作用。
田汉作为一个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他与广大戏剧工作者有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与他们同甘共苦，互相切磋、团结无间。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①事情正是这样。一九五六年，田汉写了《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文章，表现了他关心文艺工作者的疾苦、敢于抵制文艺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可贵品格，同时，田汉也奖掖后学，积极培养新的一代。全国各剧种的戏剧工作者，不少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田汉的教益。
总之，田汉是一位无产阶级的卓越的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从二十年代开始，为追求真理与光明战斗了一生。在五四以后踏上剧坛的老一辈剧作家中，建国后在戏剧创作上能够发扬民主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并有新的突破和进展的，田汉要算一个较为突出者。他的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戏剧文学作品，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
田汉（一八九八——一九六八），原名田寿昌，湖南省长沙人。他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的诗人、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从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到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当中，他一直投身于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运动，曾组织和主持有名的“南国社”、“南国艺术学院”等戏剧团体和戏剧教育组织，培养戏剧人材、开展戏剧活动，对我国现代戏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他的《获虎之夜》（一九二四年）、《名优之死》（一九二七年）、《丽人行》（一九四七年）等话剧，是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优秀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担任了一些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党组书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认真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和各项政策，努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发展。田汉的领导决不是那种脱离具体业务的瞎指挥。他做为一个老一代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发扬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兼顾戏剧运动、戏剧创作（话剧、歌剧、戏曲、电影）和戏剧理论研究的好传统，在这几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领导戏曲改革，是田汉后半生的一项重要的、获得了显著成果的工作。自一九五○年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起，他遵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在领导戏曲改革的工作中，做出了贡献。他不发空洞抽象的号召，不搞简单粗暴的行政干涉，而是做广大戏曲艺人的贴心人，做审定与改编戏曲剧目的实践者和带头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田汉在改编戏曲剧目工作上以身作则，花费了大量心血。建国初，我国戏曲队伍中的编剧人员很少，这给剧目的整理和改编工作带来了困难。做为戏曲改革工作领导者和组织者的田汉，为适应这一工作的需要，首先拿起笔来进行传统剧目的改编工作。早在四十年代，他曾把《白娘子》这出传统戏从“神怪”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改编为京剧《金钵记》。解放后，听取了对演出的批评意见，再次把它改编为京剧《白蛇传》，参加了一九五二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为戏改工作者改编传统剧目树立了榜样。一九五七年，田汉与安娥合作，改编了戏曲《金鳞记》（原名《追鱼》）。他把原本中鲤鱼精跳入鱼篮，由菩萨带回南海终成正果，张珍高中与金牡丹完婚的结尾，改为鲤鱼精“宁愿摘下鳞三片，长学鸳鸯不羡仙”，突出了鲤鱼精与张珍之间真挚纯朴的爱情描写，这就摈弃了原剧中一些封建、迷信、庸俗的东西，加强了作品的人民性，把这个剧目救活了。一九五八年，田汉又改编了京剧《西厢记》。这个改编本对于崔莺莺和张生爱情纠葛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冲突，揭示得更加明显，并在《惊梦》之后新添《并骑》一场作结，使崔莺莺与张生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田汉要求自己“努力做前人优秀传统的谨慎的继承者”①，把彪炳了近七百年的元代剧作家王实甫和关汉卿的名著《西厢记》的精华，以及某些改编本的长处保存了下来，并加以新的处理，使之更加合理和完美，同时，也弥补了长期以来《西厢记》只演《红娘》、《拷红》等单折戏的缺陷，使观众得以见到该剧的全貌。田汉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戏曲改革工作的先驱者，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仍然一直为这个有数以百计的剧种、有数以千计的剧团、有数以万计的艺人、有关亿万人民文化生活的传统戏曲的改革，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田汉的话剧创作，在建国后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成就。如果说他在一九五○年发表的历史话剧《甲午之战》三部曲之一的《朝鲜风云》在艺术上还没有达到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优秀剧作的水平的话，那么，一九五八年问世的《关汉卿》，在田汉创作史上却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年，他先后写了两个话剧：《关汉卿》和《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取材于历史的话剧《关汉卿》是田汉剧作的高峰，而取材于现实、紧跟形势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则可以说是一个败笔，因为这个剧本只是对一九五八年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图解，它很快地就被读者和观众遗忘了。象《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样违背生活真实的作品的产生，在田汉一生创作中是比较特殊的现象，这说明即使是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着较高修养的剧作家，如果为了“赶任务”而离开了现实主义和戏剧艺术规律的话，也是肯定要失败的。一九六○年，田汉又写了历史话剧《文成公主》。此剧虽然在思想和艺术的成就上还没有达到《关汉卿》的水平，但同样是成功的，并且保持和发扬了田汉戏剧创作的艺术风格。如果说《关汉卿》主要是揭露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黑暗和苦难，那么《文成公主》则主要是表现民族团结的主题，二者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唐朝的文成公主是对我国民族团结有过很大贡献的妇女，在西藏民间颇有影响。剧作家有感于西藏反动的武装叛乱被平定以后“进行民主改革，短短几年间使千年雪域坚冰解冻，百草生春，换了一个面目”，便很想“通过文艺加强汉藏团结”①，于是创作了历史话剧《文成公主》。从观察和反映历史生活的不同角度来看，《关汉卿》是从社会的底层发出对黑暗、野蛮的反动统治者的诅咒和抗议，而《文成公主》则是从国家的上层，从开明、进步的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活动中，反映出人民的愿望和历史的要求，鞭挞了阻挠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落后、反动的势力。美丽端庄、智慧勇敢的文成公主，带着父皇“利乐吐善人民”的宏愿，“把文化做为妆奁”，克服了思亲念家的儿女之情，踏过迢迢万里的险途，嫁给吐著（西藏）英主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形象，作为剧中的主要人物，是被塑造得颇有光彩的。全剧诗情洋溢，曲折动人。缺点是作者似乎还没有能够更深刻、更真实地把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联系起来加以表现，对民族关系的复杂内容挖掘不够，因而对于那些破坏民族团结的反面人物的行动的根源（不论是阶级的、民族的还是思想意识上的），也未能加以更深刻、更真实的揭示。
如果说《关汉卿》代表田汉话剧创作的最高水平，那么《谢瑶环》便代表田汉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这个新编历史京剧发表于一九六一年，正是我们党和国家由于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而面临着巨大困难，并总结经验教训、克服种种困难而努力争取形势好转的时候。这是田汉一生的最后一部剧作，其中包含着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在这出戏里，通过对谢瑶环悲剧命运的生动描绘，剧作家以振聋发聩之笔，提醒人们注意历史的教训，充分发挥了历史剧“古为今用”的功能。正因为如此，它为极“左”思潮所不容。早在一九六四年，《谢瑶环》就被打成“大毒草”，受到了粗暴的批判。在十年动乱到来时，田汉这位忠于人民、尊重真实、热爱艺术，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杰出的剧作家，在林彪、“四人帮”的直接迫害下，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含冤逝世。
田汉的文艺造诣是多方面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写了象《西南剧展》、《吊唁民主烈士》等慷慨激昂的诗篇。“堪与吾民共死生”，这是田汉的诗句，也是田汉自己一生的写照。他的后半生，也写下了如《题苏州司徒庙古柏》、《蒲松龄故居》等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诗章，仍然保持着作为一个革命诗人的热情。田汉也是一个戏剧理论家。在他青年时代，就发表了《诗人与劳动问题》、《戏剧大众化和大众化戏剧》等文章，探讨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后，他除在大量有关戏剧工作的报告、经验总结的文章中阐述了戏剧理论问题外，还撰写了《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径路和展望》、《伟大的元代戏剧战士关汉卿》、《题材的处理》、《繁花绮丽从根生》等论文，对戏剧创作和戏剧运动有很大的指导、推动作用。
田汉作为一个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他与广大戏剧工作者有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与他们同甘共苦，互相切磋、团结无间。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①事情正是这样。一九五六年，田汉写了《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文章，表现了他关心文艺工作者的疾苦、敢于抵制文艺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可贵品格，同时，田汉也奖掖后学，积极培养新的一代。全国各剧种的戏剧工作者，不少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田汉的教益。
总之，田汉是一位无产阶级的卓越的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从二十年代开始，为追求真理与光明战斗了一生。在五四以后踏上剧坛的老一辈剧作家中，建国后在戏剧创作上能够发扬民主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并有新的突破和进展的，田汉要算一个较为突出者。他的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戏剧文学作品，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