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龙须沟》和建国初期的剧作]
第二节 《龙须沟》和建国初期的剧作
建国后老舍写出的第一个剧本是五幕话剧《方珍珠》。这是在老舍创作道路上新旧转换中的一部过渡性的作品，象征着他旧时代创作的基本结束和新时代创作的开始。
剧本通过唱大鼓的艺人方珍珠一家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表现了受尽压迫的旧艺人在解放以后的欢乐和决心以自己的艺术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作者对我国旧艺人的生活是熟悉的。从抗日时期他就注意民间通俗文艺的写作，和艺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抗战胜利后，他在美国写成小说《鼓书艺人》（《TheD-rumSingers》），从题材上说，这是《方珍珠》的前身。解放后，他刚从美国回来，就满腔热情地写了不少鼓词、相声等通俗作品，支持了曲艺艺人的工作。对旧艺人生活的熟悉，使他在《方珍珠》中写出了破风筝、白花蛇、方珍珠等几个艺人的生动形象。特别是通过方珍珠的遭遇，表现她在旧社会不过是个赚钱的工具和阔人的“玩物”，而在新社会却成了受人尊敬的、有独立人格的“艺术家”，表现了新旧社会的不同。这正是作者刚刚投入新中国怀抱时的心情，奠定了他以后剧作的基调。
但是，《方珍珠》毕竟不过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在这里，作者创作道路上的老的传统，大大多于他创作道路上的新的开拓。在这个剧本中，揭示旧艺人的悲惨遭遇以及压迫他们的那个黑暗现实，是有血有肉、真实生动的，而表现北京解放后艺人新生活的后两幕戏，却是空泛而薄弱的，人物的性格没有得到合乎逻辑的发展。
真正代表老舍创作道路巨大转变的，是优秀的三幕六场话剧《龙须沟》。这部作品不仅是老舍的代表作，而且也是解放初期我国剧坛上最有影响的剧作之一。
写北京，写北京的变化，表达人民群众对新中国、新社会的热爱和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这是老舍建国后剧作的一个总主题。如果说这一总主题在《方珍珠》中仅仅是个开端而还没有充分展开的话，那么在《龙须沟》中是得到了充分发挥的。
龙须沟是北京天桥附近的一条臭水沟。一九五○年夏初，在财政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政府拨款整修了这条在反动统治时期无人过问、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痛苦和折磨的臭水沟。这件事深深感动了老舍，但是这个崭新的题材，是他二十多年创作历史上所从来没有写过的。政治热情激发他“冒险”去做新的尝试。他说：“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①
作者的大胆尝试是成功的。他巧妙地把自己长期的生活体验和新题材、新主题结合起来，使他笔下的《龙须沟》成为对新中国新社会的一支热情洋溢而又真实可信的颂歌。剧中描写了龙须沟旁四家人解放前后不同的生活命运和不同的精神面貌。作者既写出了臭沟给这里的穷苦百姓带来的灾难，也写出了地痞、流氓、恶霸对人民的欺压，而且深刻揭示了造成这两大祸害的社会原因——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样，作者在描写两种生活命运和精神面貌的交替和转换的过程中，写沟、写人、写社会，以人的变化为中心，写出了社会的变革和阶级关系的变动。
《龙须沟》之所以成为老舍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突破，就在于作者那种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他新爆发的政治热情，得到了成功的结合；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戏剧冲突，在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表现了出来。作者自己说过：“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②
剧中的程疯子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艺术形象。他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曲艺艺人，在黑暗势力的压迫下失了业，流落在臭沟旁的贫民窟里，过着忍气吞声的生活。他正直、善良、懦弱而又不失其幽默。不甘于屈辱而又无力反抗，不忍心靠妻子的艰难操持为生而又无法可想，热切向往“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而现实的回答却恰恰相反，这种矛盾痛苦的心境把他折磨得疯疯傻傻的，因而他的幽默也只能引起同情者的苦涩的惨笑。通过这“疯病”，作者叫我们窥见到了他心灵深处的秘密：对恶势力的仇恨、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对美好新生活的追求。恶霸黑旋风的狗腿子打了他，他把仇恨埋在心里，不敢反抗。他和穷人的孩子小妞有特别深厚的友谊，为她的一条小金鱼宁愿剥下仅有的长布衫去抵价。重要的是，作者不仅深刻揭示了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通过他性格的发展变化，写出了龙须沟的变化，写出了社会的变化。北京解放后，他深深感到“天下是变了”，“穷人、老实人、受委屈的人都抬起头来”，而恶霸们“掉下去了”，“头朝下”了。他要“去唱”！造成他“疯病”的那种心头郁愤被扫除，他第一次感受到解放的幸福。当他有了工作时，那种认真执着的态度是出自内心的。全剧结束时他满腔热情唱出的那一段“数来宝”，既说明了程疯子的新生，也总结性地点明了《龙须沟》歌颂党和新社会的主题。
《龙须沟》还塑造了富于反抗精神的泥水匠赵老头的形象。在他几十年的生活道路上，充满了骆驼祥子那样的被压迫、被剥削的辛酸，到头来孤苦一人，流落在龙须沟。在那个四家人的小杂院里，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长者。臭水沟的蚊子使他染上疟疾，越是有活作的时候越是偏偏发病。他把臭水沟之害和官府之坏联系起来，不仅敢于痛斥“作官的坏，恶霸坏”，而且敢于操起刀来与流氓斗一斗：“我早就想斗斗他们，龙须沟不能老是他们的天下！”因此，解放后他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街道干部，协助政府清除恶霸、改造流氓，领导群众修沟铺路，并热心帮助丁四这样被苦难生活折磨得有些昏昏噩噩的人走上正路。“我是工人──泥水匠；我的劲头儿是新政府给我的！”这句性格化的语言，高度概括了他新的精神面貌。
此外，剧中还塑造了几个性格不同的妇女的形象，如思想保守的王大妈，热情接受新事物的王二春以及勤劳善良的程娘子、丁四嫂等，表现了新生活的波浪在她们心灵上引起的震动，表现了人民政府的深得人心。
三幕七场话剧《春华秋实》的问世，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作者在党的教育下，努力扩大自己的视野，力求突破自己的生活限制，积极选取和表现现实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力图把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形象搬上舞台。第二，作者力图从《方珍珠》、《龙须沟》所表现的那种对新政府的感激之情，再向前发展一步，即探求如何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斗争现实，试图以自己的创作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老舍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在取得《龙须沟》的巨大成功之后，更加饱满和旺盛，这是十分可贵的，自然，这也使他遇到了一个个新的难题。
《春华秋实》创作、演出于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是反映建国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大斗争——“五反”运动的。作者曾说创作《龙须沟》是一次“冒险”，那么，《春华秋实》的创作，就更是一次“冒险”的尝试了。首先，对“五反”运动的双方——资本家和工人，他都不够熟悉；其次，准确把握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需要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对党的政策的深入了解；再次，当时“五反”运动还刚刚开始，很难看清和估计运动的全貌。因此，这是老舍写得最吃力并付出了艰苦劳动的一个剧本。十个月当中，他大改十次，“每一次都是从头至尾写过一遍”①，从主题到人物，都有很大的改动。在这个过程中，周总理给予他巨大的关怀、鼓励和指教，帮助他加深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特点以及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甚至对如何艺术地再现这场斗争，都提出过宝贵的意见。
《春华秋实》是通过北京—家私营工厂——荣昌铁工厂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斗争，来反映“五反”运动的。作者描写了资本家丁翼平偷工减料、投机取巧、贿赂干部、拉拢工人、造假帐、藏真帐等种种不法表现，描写了他在运动中从对抗到被迫坦白交待问题的全过程，并围绕着他描写了几个不同性格的资本家及其对运动的不同态度和受到的不同处理，比较真实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两重性——唯利是图、对抗社会主义的落后性和愿意接受党和政府改造的进步性，体现了党对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为我国资产阶级企业家指出了一条正当的出路。同时，作品也一定程度地写出了“五反”运动与工人阶级革命要求的有机联系，表现了这一运动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不是单纯由“上边”派下来的一种政治任务。《春华秋实》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是第一个揭示这样主题的作品，它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当然，写这样崭新的题材，作者的难度是大的。对转变后的资本家丁翼平，作者既怕写得太好了而造成一团和气的气氛，又怕写得太坏了而体现不出改造的成功，因而没有对这个人物作出应有的合乎逻辑的表现，使整个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缺乏完整性和统一性。对丁翼平的转变的描写，概念化的说理代替了形象化的描绘。此外，由于作者生活和思想上的局限，对工人形象的塑造是比较干瘪和薄弱的。
建国后老舍写出的第一个剧本是五幕话剧《方珍珠》。这是在老舍创作道路上新旧转换中的一部过渡性的作品，象征着他旧时代创作的基本结束和新时代创作的开始。
剧本通过唱大鼓的艺人方珍珠一家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表现了受尽压迫的旧艺人在解放以后的欢乐和决心以自己的艺术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作者对我国旧艺人的生活是熟悉的。从抗日时期他就注意民间通俗文艺的写作，和艺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抗战胜利后，他在美国写成小说《鼓书艺人》（《TheD-rumSingers》），从题材上说，这是《方珍珠》的前身。解放后，他刚从美国回来，就满腔热情地写了不少鼓词、相声等通俗作品，支持了曲艺艺人的工作。对旧艺人生活的熟悉，使他在《方珍珠》中写出了破风筝、白花蛇、方珍珠等几个艺人的生动形象。特别是通过方珍珠的遭遇，表现她在旧社会不过是个赚钱的工具和阔人的“玩物”，而在新社会却成了受人尊敬的、有独立人格的“艺术家”，表现了新旧社会的不同。这正是作者刚刚投入新中国怀抱时的心情，奠定了他以后剧作的基调。
但是，《方珍珠》毕竟不过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在这里，作者创作道路上的老的传统，大大多于他创作道路上的新的开拓。在这个剧本中，揭示旧艺人的悲惨遭遇以及压迫他们的那个黑暗现实，是有血有肉、真实生动的，而表现北京解放后艺人新生活的后两幕戏，却是空泛而薄弱的，人物的性格没有得到合乎逻辑的发展。
真正代表老舍创作道路巨大转变的，是优秀的三幕六场话剧《龙须沟》。这部作品不仅是老舍的代表作，而且也是解放初期我国剧坛上最有影响的剧作之一。
写北京，写北京的变化，表达人民群众对新中国、新社会的热爱和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这是老舍建国后剧作的一个总主题。如果说这一总主题在《方珍珠》中仅仅是个开端而还没有充分展开的话，那么在《龙须沟》中是得到了充分发挥的。
龙须沟是北京天桥附近的一条臭水沟。一九五○年夏初，在财政经济还很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政府拨款整修了这条在反动统治时期无人过问、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痛苦和折磨的臭水沟。这件事深深感动了老舍，但是这个崭新的题材，是他二十多年创作历史上所从来没有写过的。政治热情激发他“冒险”去做新的尝试。他说：“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①
作者的大胆尝试是成功的。他巧妙地把自己长期的生活体验和新题材、新主题结合起来，使他笔下的《龙须沟》成为对新中国新社会的一支热情洋溢而又真实可信的颂歌。剧中描写了龙须沟旁四家人解放前后不同的生活命运和不同的精神面貌。作者既写出了臭沟给这里的穷苦百姓带来的灾难，也写出了地痞、流氓、恶霸对人民的欺压，而且深刻揭示了造成这两大祸害的社会原因——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样，作者在描写两种生活命运和精神面貌的交替和转换的过程中，写沟、写人、写社会，以人的变化为中心，写出了社会的变革和阶级关系的变动。
《龙须沟》之所以成为老舍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突破，就在于作者那种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他新爆发的政治热情，得到了成功的结合；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戏剧冲突，在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表现了出来。作者自己说过：“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②
剧中的程疯子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艺术形象。他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曲艺艺人，在黑暗势力的压迫下失了业，流落在臭沟旁的贫民窟里，过着忍气吞声的生活。他正直、善良、懦弱而又不失其幽默。不甘于屈辱而又无力反抗，不忍心靠妻子的艰难操持为生而又无法可想，热切向往“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而现实的回答却恰恰相反，这种矛盾痛苦的心境把他折磨得疯疯傻傻的，因而他的幽默也只能引起同情者的苦涩的惨笑。通过这“疯病”，作者叫我们窥见到了他心灵深处的秘密：对恶势力的仇恨、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对美好新生活的追求。恶霸黑旋风的狗腿子打了他，他把仇恨埋在心里，不敢反抗。他和穷人的孩子小妞有特别深厚的友谊，为她的一条小金鱼宁愿剥下仅有的长布衫去抵价。重要的是，作者不仅深刻揭示了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通过他性格的发展变化，写出了龙须沟的变化，写出了社会的变化。北京解放后，他深深感到“天下是变了”，“穷人、老实人、受委屈的人都抬起头来”，而恶霸们“掉下去了”，“头朝下”了。他要“去唱”！造成他“疯病”的那种心头郁愤被扫除，他第一次感受到解放的幸福。当他有了工作时，那种认真执着的态度是出自内心的。全剧结束时他满腔热情唱出的那一段“数来宝”，既说明了程疯子的新生，也总结性地点明了《龙须沟》歌颂党和新社会的主题。
《龙须沟》还塑造了富于反抗精神的泥水匠赵老头的形象。在他几十年的生活道路上，充满了骆驼祥子那样的被压迫、被剥削的辛酸，到头来孤苦一人，流落在龙须沟。在那个四家人的小杂院里，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长者。臭水沟的蚊子使他染上疟疾，越是有活作的时候越是偏偏发病。他把臭水沟之害和官府之坏联系起来，不仅敢于痛斥“作官的坏，恶霸坏”，而且敢于操起刀来与流氓斗一斗：“我早就想斗斗他们，龙须沟不能老是他们的天下！”因此，解放后他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街道干部，协助政府清除恶霸、改造流氓，领导群众修沟铺路，并热心帮助丁四这样被苦难生活折磨得有些昏昏噩噩的人走上正路。“我是工人──泥水匠；我的劲头儿是新政府给我的！”这句性格化的语言，高度概括了他新的精神面貌。
此外，剧中还塑造了几个性格不同的妇女的形象，如思想保守的王大妈，热情接受新事物的王二春以及勤劳善良的程娘子、丁四嫂等，表现了新生活的波浪在她们心灵上引起的震动，表现了人民政府的深得人心。
三幕七场话剧《春华秋实》的问世，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作者在党的教育下，努力扩大自己的视野，力求突破自己的生活限制，积极选取和表现现实阶级斗争的重大题材，力图把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形象搬上舞台。第二，作者力图从《方珍珠》、《龙须沟》所表现的那种对新政府的感激之情，再向前发展一步，即探求如何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斗争现实，试图以自己的创作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老舍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在取得《龙须沟》的巨大成功之后，更加饱满和旺盛，这是十分可贵的，自然，这也使他遇到了一个个新的难题。
《春华秋实》创作、演出于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是反映建国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大斗争——“五反”运动的。作者曾说创作《龙须沟》是一次“冒险”，那么，《春华秋实》的创作，就更是一次“冒险”的尝试了。首先，对“五反”运动的双方——资本家和工人，他都不够熟悉；其次，准确把握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需要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对党的政策的深入了解；再次，当时“五反”运动还刚刚开始，很难看清和估计运动的全貌。因此，这是老舍写得最吃力并付出了艰苦劳动的一个剧本。十个月当中，他大改十次，“每一次都是从头至尾写过一遍”①，从主题到人物，都有很大的改动。在这个过程中，周总理给予他巨大的关怀、鼓励和指教，帮助他加深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特点以及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甚至对如何艺术地再现这场斗争，都提出过宝贵的意见。
《春华秋实》是通过北京—家私营工厂——荣昌铁工厂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斗争，来反映“五反”运动的。作者描写了资本家丁翼平偷工减料、投机取巧、贿赂干部、拉拢工人、造假帐、藏真帐等种种不法表现，描写了他在运动中从对抗到被迫坦白交待问题的全过程，并围绕着他描写了几个不同性格的资本家及其对运动的不同态度和受到的不同处理，比较真实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两重性——唯利是图、对抗社会主义的落后性和愿意接受党和政府改造的进步性，体现了党对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为我国资产阶级企业家指出了一条正当的出路。同时，作品也一定程度地写出了“五反”运动与工人阶级革命要求的有机联系，表现了这一运动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不是单纯由“上边”派下来的一种政治任务。《春华秋实》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是第一个揭示这样主题的作品，它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
当然，写这样崭新的题材，作者的难度是大的。对转变后的资本家丁翼平，作者既怕写得太好了而造成一团和气的气氛，又怕写得太坏了而体现不出改造的成功，因而没有对这个人物作出应有的合乎逻辑的表现，使整个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缺乏完整性和统一性。对丁翼平的转变的描写，概念化的说理代替了形象化的描绘。此外，由于作者生活和思想上的局限，对工人形象的塑造是比较干瘪和薄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