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茶馆》等取材于历史生活的话剧]
第四节 《茶馆》等取材于历史生活的话剧
老舍对旧社会生活的体验和了解，是比他对新社会生活的体验和了解深刻得多的。当他努力克服自己的生活局限性，满腔热情描写新生活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发挥自己的长处，汲取历史题材，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写出反映旧社会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他这样做，是出自对“百花齐放”方针的真心拥护和贡献出更多作品的创作热情。他说：“新的旧的都写，也是两条腿走路，这样我就更加从容了”①，“往史今事都可以写，百花齐放嘛。”②老舍对创作题材问题的这一积极、正确的态度，使他戏剧创作的题材不断得到新的开拓。
三幕话剧《茶馆》发表于一九五七年，这是老舍剧作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发挥得最充分的一出戏。此剧于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三年两次演出，得到了好评，震动了剧坛；特别是经过十几年历史考验，在一九七九年再度演出时，它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更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茶馆》不仅是老舍最成功的作品，而且是属于建国三十年以来具有世界影响的我国优秀剧作之列的。
《茶馆》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性描写了从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失败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五十多年的社会变迁的历史，生活的画面十分广阔和丰富。它不是正面反映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运动，而是通过社会一角的演变，自然地透露出整个社会变动的信息。老舍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①作者在剧中通过对旧北京一个茶馆的遭遇的描写。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把那些冷酷无情的血淋淋的社会相，一幅幅地推到读者和观众的面前。社会的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取代了皇帝，国民党又取代了旧军阀；各种“改良”、“救国”的口号都试验过了，均以失败告终；广大人民群众的悲惨遭遇却有增无已。作者没有正面描写那些他所不熟悉的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也没有把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搬上舞台，而是集中笔墨着力刻画了一大批“小人物”——从茶馆的掌柜到形形色色的茶客和其他各种“光顾”茶馆的人。这些人物各有各的性格、思想和命运，而这一切又无不与那个社会的政治发生着有形无形的联系。茶馆这个“小社会”正是当时那个“大社会”的缩影。
《茶馆》塑造了众多的各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剧作家描写的重点是放在五花八门的市民阶层人物上的，裕泰茶馆的掌柜王利发善于经营、谨小慎微，虽然有着买卖人的自私，为人却还本分。为了在那个社会里求得自己的一席生存之地，他苦心改革自己的经营方式，使之跟得上社会风气的流变。他“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但最后他还是没能争得自己的生存，被那个社会逼上了绝路。常四爷是一个“旗人”，是属于享有“铁杆庄稼”（吃皇粮）特权的一类人。他性格耿直、刚强，富于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面对清朝的腐败，他激愤地说：“大清国要完！”因而坐了牢。他参加过义和团的反帝战斗，后来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卖菜人。和“作了一辈子顺民”的王利发不同，他“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他“只盼国家象个样儿”，但结果是“一事无成”！最后他说的一句充满感愤的话，对他的性格做了生动的总结：“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王利发的房东秦仲义，原是一个掌握着相当家产的血气方刚的阔少，后来主张“实业救国”，成了一个立志维新的资本家，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反动统治，尽管他惨淡经营几十年，最后还是彻底破产。他在“事业”失败后自我嘲讽地说：“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哪，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在老舍笔下进入茶馆这个“小社会”的，还有当时各种各样的人物：狠毒奸诈的清官太监、吃洋教摆威风的教士、旧军阀的官兵和警察，以及那些从清朝一直混到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侦探、打手、流氓、人贩子、相面的等种种社会渣滓和那些经受着生活熬煎的旧艺人、小摊贩、厨师、小学教员等下层市民。此外，还有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他们在农村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这里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如贫农的女儿康顺子被卖给太监为妻，那个不合理的社会残忍地埋葬了她的青春。总之，众多的人物形象，活现出一个叫人窒息、激人愤怒的黑暗社会。尽管一次次地改朝换代，而茶馆里那张“莫谈国事”的纸贴却“保存了下来”，这是富于象征意义的，就是说这些朝代的共同特点是由少数达官贵人统治和压迫人民大众，老百姓是不能说话的。在茶馆这个“小社会”的背后，有一个没有出场的主宰一切的魔鬼，那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罪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造者和统治者。
《茶馆》虽然仍是暴露旧社会黑暗的作品，但是它和老舍解放前写的那些作品比起来，已经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第一，剧作家在叫人看到那苦难、凄惨的生活画面的同时，也写到了人民的反抗和觉醒，透出未来的一线光明。如常四爷这个“又倔又硬”的人物，从大清国的监牢里出来之后就“当了义和团，跟洋人打了几仗！”并且说：“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准备跟他们打打呢！”作者不仅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的兴起，而且随着剧情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叫康大力到北京西山一带八路军的游击区参加了革命，这个从小被卖身为太监义子的苦孩子，从游击区偷偷回来探望他视为自己亲妈妈的康顺子，康顺子从这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身上，第一次看到了力量和希望，这个在黑暗中度过了大半生的妇女终于从内心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本来什么也没有，一见着他呀，好象忽然间我什么都有啦！我走，跟着他走！”第二，剧作家是立足于今天来观察和描写过去的历史生活的，决不是单纯为了暴露旧社会的黑暗。这里寄托着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在叫人认识和憎恨旧社会的腐败和黑暗的同时，自然引起人们去思考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激起人们对新中国、新社会的热爱。老舍在描绘茶馆这个环境中的种种社会相时，给人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那个社会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它已经烂透了，已经到了被彻底埋葬的时候了。连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这样的人都对这个社会发出了诅咒和抗议，那广大的劳苦大众埋在心中、随时可能爆发的反抗怒火，就更是可想而知的了。全剧结尾，这三个人物撤纸钱“祭奠自己”，既是对他们各自的凄凉悲惨身世的感叹，也是象征性地为旧社会送终。《茶馆》创作的最早动机，起自作者对新中国宪法公布、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新现实的感触。所以，在他所描绘的黑暗腐朽的社会图景的背后，好象时时有一句点明主题的潜台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或者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正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茶馆》和《龙须沟》这两个题材不同的剧作在主题思想上的相通之处。因此，这个历史剧不仅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茶馆》也有其不足之处。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茶馆》这样的剧还应该告诉青年：历史的动力是什么，什么人才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且究竟在近代史中选那几个大环节搬上舞台最有典型性，也还值得好好研究①。在《茶馆》所反映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十多年间，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这些革命运动对于改造中国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在《茶馆》中表现得尚嫌不足。诚然，正面反映这些重大斗争，那不是这个戏的任务，但既然作者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要通过茶馆这个社会的一角“透出一些政治消息”，人们自然就要求他“透露”得更充分一些，要求他把当时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在各种人物心灵上引起的不同反响“透露”得更有力一些。
四幕六场话剧《神拳》一定程度地补上了《茶馆》所缺的一课，一九○○年在我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这种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对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茶馆》里，常四爷说了一声“大清国要完！”被捕坐牢，出狱后当了义和团，但剧中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这场革命加以注意的描写。在《神拳》中，作为历史主人公的义和团的革命英雄，则登上了舞台。
《神拳》写于一九六○年，为纪念义和团起义六十周年而作。此剧的创作与老舍的身世有密切关系。他的父亲就是被当年侵华的八国联军杀死的。童年时就听母亲述说过“洋兵”的种种暴行，很久以前他就想写表现义和团斗争的小说。而过去的记载，多是诬蔑和歪曲义和团的。后来，他看到了用新眼光评论义和团的文章，取得了团民的真正形象，于是写出了这个话剧，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吐了一口气”。从《神拳》可以看出老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他在剧中相当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形象地揭示了农民革命运动爆发的原因：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地主恶霸相勾结，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塑造了高永义、高大嫂、冯铁匠、牛大海等农民英雄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农民的革命造反精神。特别是作为义和团首领的高永义，在作者笔下是一个代表了农民智慧和勇敢的光辉形象，是一个铁骨铮铮、正气浩然的英雄好汉。这样的人物，在老舍以前那些反映旧时代生活的作品中，是未曾出现过的，剧中也写了象高永福这样“忠厚老实了一辈子，就这么委委屈屈地完了”的人物，这是老舍过去作品中常见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在《神拳》中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深受封建正统思想束缚的高秀才，也终于在革命农民的教育和带动下，加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行列。这些都说明作者十分注意强调正面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在当时斗争中的伟大作用。这与《茶馆》相比，在主题的提炼上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进展。当然，作者对农民的生活和心理，毕竟没有对市民阶层那样摸得深透，这使得《神拳》在剧情构思和人物刻画上，和《龙须沟》、《茶馆》等剧作相比，就不能不略显逊色了。
老舍对旧社会生活的体验和了解，是比他对新社会生活的体验和了解深刻得多的。当他努力克服自己的生活局限性，满腔热情描写新生活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发挥自己的长处，汲取历史题材，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写出反映旧社会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他这样做，是出自对“百花齐放”方针的真心拥护和贡献出更多作品的创作热情。他说：“新的旧的都写，也是两条腿走路，这样我就更加从容了”①，“往史今事都可以写，百花齐放嘛。”②老舍对创作题材问题的这一积极、正确的态度，使他戏剧创作的题材不断得到新的开拓。
三幕话剧《茶馆》发表于一九五七年，这是老舍剧作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发挥得最充分的一出戏。此剧于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三年两次演出，得到了好评，震动了剧坛；特别是经过十几年历史考验，在一九七九年再度演出时，它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意义更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茶馆》不仅是老舍最成功的作品，而且是属于建国三十年以来具有世界影响的我国优秀剧作之列的。
《茶馆》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性描写了从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失败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五十多年的社会变迁的历史，生活的画面十分广阔和丰富。它不是正面反映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运动，而是通过社会一角的演变，自然地透露出整个社会变动的信息。老舍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①作者在剧中通过对旧北京一个茶馆的遭遇的描写。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把那些冷酷无情的血淋淋的社会相，一幅幅地推到读者和观众的面前。社会的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取代了皇帝，国民党又取代了旧军阀；各种“改良”、“救国”的口号都试验过了，均以失败告终；广大人民群众的悲惨遭遇却有增无已。作者没有正面描写那些他所不熟悉的政治舞台上的“大人物”，也没有把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搬上舞台，而是集中笔墨着力刻画了一大批“小人物”——从茶馆的掌柜到形形色色的茶客和其他各种“光顾”茶馆的人。这些人物各有各的性格、思想和命运，而这一切又无不与那个社会的政治发生着有形无形的联系。茶馆这个“小社会”正是当时那个“大社会”的缩影。
《茶馆》塑造了众多的各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剧作家描写的重点是放在五花八门的市民阶层人物上的，裕泰茶馆的掌柜王利发善于经营、谨小慎微，虽然有着买卖人的自私，为人却还本分。为了在那个社会里求得自己的一席生存之地，他苦心改革自己的经营方式，使之跟得上社会风气的流变。他“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但最后他还是没能争得自己的生存，被那个社会逼上了绝路。常四爷是一个“旗人”，是属于享有“铁杆庄稼”（吃皇粮）特权的一类人。他性格耿直、刚强，富于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面对清朝的腐败，他激愤地说：“大清国要完！”因而坐了牢。他参加过义和团的反帝战斗，后来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卖菜人。和“作了一辈子顺民”的王利发不同，他“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专打抱不平”。他“只盼国家象个样儿”，但结果是“一事无成”！最后他说的一句充满感愤的话，对他的性格做了生动的总结：“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王利发的房东秦仲义，原是一个掌握着相当家产的血气方刚的阔少，后来主张“实业救国”，成了一个立志维新的资本家，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反动统治，尽管他惨淡经营几十年，最后还是彻底破产。他在“事业”失败后自我嘲讽地说：“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哪，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在老舍笔下进入茶馆这个“小社会”的，还有当时各种各样的人物：狠毒奸诈的清官太监、吃洋教摆威风的教士、旧军阀的官兵和警察，以及那些从清朝一直混到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侦探、打手、流氓、人贩子、相面的等种种社会渣滓和那些经受着生活熬煎的旧艺人、小摊贩、厨师、小学教员等下层市民。此外，还有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他们在农村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这里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如贫农的女儿康顺子被卖给太监为妻，那个不合理的社会残忍地埋葬了她的青春。总之，众多的人物形象，活现出一个叫人窒息、激人愤怒的黑暗社会。尽管一次次地改朝换代，而茶馆里那张“莫谈国事”的纸贴却“保存了下来”，这是富于象征意义的，就是说这些朝代的共同特点是由少数达官贵人统治和压迫人民大众，老百姓是不能说话的。在茶馆这个“小社会”的背后，有一个没有出场的主宰一切的魔鬼，那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罪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造者和统治者。
《茶馆》虽然仍是暴露旧社会黑暗的作品，但是它和老舍解放前写的那些作品比起来，已经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第一，剧作家在叫人看到那苦难、凄惨的生活画面的同时，也写到了人民的反抗和觉醒，透出未来的一线光明。如常四爷这个“又倔又硬”的人物，从大清国的监牢里出来之后就“当了义和团，跟洋人打了几仗！”并且说：“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准备跟他们打打呢！”作者不仅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的兴起，而且随着剧情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叫康大力到北京西山一带八路军的游击区参加了革命，这个从小被卖身为太监义子的苦孩子，从游击区偷偷回来探望他视为自己亲妈妈的康顺子，康顺子从这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身上，第一次看到了力量和希望，这个在黑暗中度过了大半生的妇女终于从内心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本来什么也没有，一见着他呀，好象忽然间我什么都有啦！我走，跟着他走！”第二，剧作家是立足于今天来观察和描写过去的历史生活的，决不是单纯为了暴露旧社会的黑暗。这里寄托着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在叫人认识和憎恨旧社会的腐败和黑暗的同时，自然引起人们去思考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激起人们对新中国、新社会的热爱。老舍在描绘茶馆这个环境中的种种社会相时，给人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那个社会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它已经烂透了，已经到了被彻底埋葬的时候了。连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这样的人都对这个社会发出了诅咒和抗议，那广大的劳苦大众埋在心中、随时可能爆发的反抗怒火，就更是可想而知的了。全剧结尾，这三个人物撤纸钱“祭奠自己”，既是对他们各自的凄凉悲惨身世的感叹，也是象征性地为旧社会送终。《茶馆》创作的最早动机，起自作者对新中国宪法公布、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新现实的感触。所以，在他所描绘的黑暗腐朽的社会图景的背后，好象时时有一句点明主题的潜台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或者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正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茶馆》和《龙须沟》这两个题材不同的剧作在主题思想上的相通之处。因此，这个历史剧不仅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茶馆》也有其不足之处。周恩来总理曾经指出，《茶馆》这样的剧还应该告诉青年：历史的动力是什么，什么人才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且究竟在近代史中选那几个大环节搬上舞台最有典型性，也还值得好好研究①。在《茶馆》所反映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十多年间，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这些革命运动对于改造中国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在《茶馆》中表现得尚嫌不足。诚然，正面反映这些重大斗争，那不是这个戏的任务，但既然作者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要通过茶馆这个社会的一角“透出一些政治消息”，人们自然就要求他“透露”得更充分一些，要求他把当时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在各种人物心灵上引起的不同反响“透露”得更有力一些。
四幕六场话剧《神拳》一定程度地补上了《茶馆》所缺的一课，一九○○年在我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这种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对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茶馆》里，常四爷说了一声“大清国要完！”被捕坐牢，出狱后当了义和团，但剧中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这场革命加以注意的描写。在《神拳》中，作为历史主人公的义和团的革命英雄，则登上了舞台。
《神拳》写于一九六○年，为纪念义和团起义六十周年而作。此剧的创作与老舍的身世有密切关系。他的父亲就是被当年侵华的八国联军杀死的。童年时就听母亲述说过“洋兵”的种种暴行，很久以前他就想写表现义和团斗争的小说。而过去的记载，多是诬蔑和歪曲义和团的。后来，他看到了用新眼光评论义和团的文章，取得了团民的真正形象，于是写出了这个话剧，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吐了一口气”。从《神拳》可以看出老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他在剧中相当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形象地揭示了农民革命运动爆发的原因：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地主恶霸相勾结，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塑造了高永义、高大嫂、冯铁匠、牛大海等农民英雄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农民的革命造反精神。特别是作为义和团首领的高永义，在作者笔下是一个代表了农民智慧和勇敢的光辉形象，是一个铁骨铮铮、正气浩然的英雄好汉。这样的人物，在老舍以前那些反映旧时代生活的作品中，是未曾出现过的，剧中也写了象高永福这样“忠厚老实了一辈子，就这么委委屈屈地完了”的人物，这是老舍过去作品中常见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在《神拳》中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深受封建正统思想束缚的高秀才，也终于在革命农民的教育和带动下，加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行列。这些都说明作者十分注意强调正面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在当时斗争中的伟大作用。这与《茶馆》相比，在主题的提炼上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进展。当然，作者对农民的生活和心理，毕竟没有对市民阶层那样摸得深透，这使得《神拳》在剧情构思和人物刻画上，和《龙须沟》、《茶馆》等剧作相比，就不能不略显逊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