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初的“异端”]
二 最初的“异端”
50年代初，陆续有一些作品受到批评。主要有萧也牧的短篇《我们夫妇之间》，碧 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长篇《战斗到明天》，胡风的长诗《时间开 始了》，卞之琳的诗《天安门的四重奏》，路翎的话剧和短篇等。
对萧也牧(注：萧也牧(1913-1970)，浙江吴兴人。30年代末到晋察冀根据地参加革 命。50年代初发表《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锻炼》等中短篇小说，受到批 判。1957年被定名为右派分子，失去写作资格。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期间，担任过小说《 青春之歌》、《红旗谱》等的责任编辑。“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作品集有《萧也牧 作品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小说的批评，是50年代初文学界的重要事件 之一。《我们夫妇之间》(注：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进述这样的故事：知 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与工农出身的张同志，虽然家庭背景、文化水平、生活爱好有很 大差异，但结婚后融洽而幸福，被当作“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典型”；待到战争结 束进入城市之后，在城市的环境中，思想感情裂痕出现并加深。后来，矛盾终获解决， 夫妻之间的感情又回复如初。对这一短篇，批评者责难它“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 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表现了“离开政治斗争，强调生活细节”的那种创作方法， 其写作动机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批评者还说萧也牧的创作，“已经被一 部分人当作旗帜”，用来反对“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的“解放区 文艺”，而拥护“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注：参见陈涌《 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人 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第4卷第5期)、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 —给萧也牧的一封信》(《文艺报》第4卷第8期)等文。后来，萧也牧于5卷1期的《文艺 报》上，发表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检讨文章。)——这一批评，被赋予了“ 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的严重意义。这反映了“延安文学”在进入城市后 面对的考验，也透露了这一文学的“保卫者”紧张而脆弱的心态。
在50年代初，另一重要的批评，发生在对路翎的创作上面。写《饥饿的郭素娥》、 《求爱》、《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进入50年代以后，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剧 协工作，出版了话剧剧本《迎着明天》(《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 》，短篇小说集《平原》、《朱桂花的故事》。路翎被看作是“胡风集团”的中坚成员 ，他的创作又表现了某些“异端”因素，因而，50年代初，报刊便陆续有文章批评他的 一些作品，如话剧《祖国在前进》，和短篇集《求爱》、《朱桂花的故事》中的作品(注 ：如《人民文学》1952年第1期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集〈平原〉》(吴倩)，《文艺报》 1952年第6期的《一部明目张胆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评路翎的〈祖国在前进〉》(企 霞)，《文艺报》第9期《歪曲现实的“现实主义”——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 故事〉》(陆希治)等。)。1953至1954年间，路翎发表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一组短篇小 说：《战士的心》、《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 初雪》写志愿军汽车司机刘强和他的助手，驾车将一批朝鲜百姓从前线地区疏散到后方 的经过；《洼地上的“战役”》讲述的是侦察班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的无法实 现的、因而是悲剧性质的爱情。和当时写朝鲜战争的作品一样，路翎所赞颂的，也是基 于“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英雄行动。如果说到某种独特的眼光的话，那就是更 多从个体的感***经验和意识到的共同命运上，来表现英雄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依据。 在《洼地上的“战役”》中，虽然十分谨慎，却也接触到战争和个体的生活的复杂关系 的问题。另外，这些小说表现了路翎更关心人的心理现实；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将现 实情景与过去的生活经历、体验加以连接、对比，是主要叙述方法。从这些条理化的， 有时显得冗长和缺少变化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受制于文学规范的路翎在艺术创造力上发 生“衰减”现象，但这仍是当时已很罕见的探索情感、心理的丰富性的作品。
对这些短篇的批评，集中在《洼地上的“战役”》上(也涉及《战士的心》和《你的 永远忠实的同志》)。在1954-1955年间的批评文章中，侯金镜的《评路翎的三篇小说》( 注：《文艺报》1954年第12期。)最富于权威性。它认为除《初雪》外的几篇作品，“有 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而《洼地上的“战役”》 “这篇作品实际上在某些读者的心灵深处也形成了一个‘战役’，在那里攻击了工人阶 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批评者还揣摩了作者的 动机，说路翎知道“部队的纪律是玩忽不得的，于是对爱情故事的展开就下了苦心来经 营，把爱情的主动安放在金圣姬那一方面”。批评者指出，路翎的这几篇作品，说明了 他“还没有彻底抛弃他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对于这些批评，路翎发表了题 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注：连载于《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和第3期、第 4期上。)的长文作出反应。这种在当时相当少见的“反批评”，目的并非要营造文学批 评的“对话”的氛围，而是为即将开展的反“胡风集团”运动所作的准备。路翎情绪激 动地拒绝批评者对他的小说感情“阴暗”、表现了“悲剧式”结果的指控，反复申明的 ，是战士的个人生活与革命和正义战争事业相一致的观点。和批评者不同的是，路翎认 为，“爱国主义”等精神品质，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与历史的参与者的具体感***密 切相关、从后者中提升的东西。从这一体认出发，路翎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对个体的 生命关切的温情，暗示战争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和可能出现的“悲剧”(尽管他拒绝 把他的小说与“悲剧”的词语联系在一起)。不过，在反批评文章中，路翎和他的批评者 一样，不承认个体价值也可以是情感体验、“历史”评价的一种角度和立场。
--
50年代初，陆续有一些作品受到批评。主要有萧也牧的短篇《我们夫妇之间》，碧 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长篇《战斗到明天》，胡风的长诗《时间开 始了》，卞之琳的诗《天安门的四重奏》，路翎的话剧和短篇等。
对萧也牧(注：萧也牧(1913-1970)，浙江吴兴人。30年代末到晋察冀根据地参加革 命。50年代初发表《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锻炼》等中短篇小说，受到批 判。1957年被定名为右派分子，失去写作资格。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期间，担任过小说《 青春之歌》、《红旗谱》等的责任编辑。“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作品集有《萧也牧 作品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小说的批评，是50年代初文学界的重要事件 之一。《我们夫妇之间》(注：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进述这样的故事：知 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与工农出身的张同志，虽然家庭背景、文化水平、生活爱好有很 大差异，但结婚后融洽而幸福，被当作“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典型”；待到战争结 束进入城市之后，在城市的环境中，思想感情裂痕出现并加深。后来，矛盾终获解决， 夫妻之间的感情又回复如初。对这一短篇，批评者责难它“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 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表现了“离开政治斗争，强调生活细节”的那种创作方法， 其写作动机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批评者还说萧也牧的创作，“已经被一 部分人当作旗帜”，用来反对“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的“解放区 文艺”，而拥护“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注：参见陈涌《 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人 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第4卷第5期)、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 —给萧也牧的一封信》(《文艺报》第4卷第8期)等文。后来，萧也牧于5卷1期的《文艺 报》上，发表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检讨文章。)——这一批评，被赋予了“ 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的严重意义。这反映了“延安文学”在进入城市后 面对的考验，也透露了这一文学的“保卫者”紧张而脆弱的心态。
在50年代初，另一重要的批评，发生在对路翎的创作上面。写《饥饿的郭素娥》、 《求爱》、《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进入50年代以后，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剧 协工作，出版了话剧剧本《迎着明天》(《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 》，短篇小说集《平原》、《朱桂花的故事》。路翎被看作是“胡风集团”的中坚成员 ，他的创作又表现了某些“异端”因素，因而，50年代初，报刊便陆续有文章批评他的 一些作品，如话剧《祖国在前进》，和短篇集《求爱》、《朱桂花的故事》中的作品(注 ：如《人民文学》1952年第1期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集〈平原〉》(吴倩)，《文艺报》 1952年第6期的《一部明目张胆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评路翎的〈祖国在前进〉》(企 霞)，《文艺报》第9期《歪曲现实的“现实主义”——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 故事〉》(陆希治)等。)。1953至1954年间，路翎发表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一组短篇小 说：《战士的心》、《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 初雪》写志愿军汽车司机刘强和他的助手，驾车将一批朝鲜百姓从前线地区疏散到后方 的经过；《洼地上的“战役”》讲述的是侦察班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的无法实 现的、因而是悲剧性质的爱情。和当时写朝鲜战争的作品一样，路翎所赞颂的，也是基 于“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英雄行动。如果说到某种独特的眼光的话，那就是更 多从个体的感***经验和意识到的共同命运上，来表现英雄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依据。 在《洼地上的“战役”》中，虽然十分谨慎，却也接触到战争和个体的生活的复杂关系 的问题。另外，这些小说表现了路翎更关心人的心理现实；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将现 实情景与过去的生活经历、体验加以连接、对比，是主要叙述方法。从这些条理化的， 有时显得冗长和缺少变化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受制于文学规范的路翎在艺术创造力上发 生“衰减”现象，但这仍是当时已很罕见的探索情感、心理的丰富性的作品。
对这些短篇的批评，集中在《洼地上的“战役”》上(也涉及《战士的心》和《你的 永远忠实的同志》)。在1954-1955年间的批评文章中，侯金镜的《评路翎的三篇小说》( 注：《文艺报》1954年第12期。)最富于权威性。它认为除《初雪》外的几篇作品，“有 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而《洼地上的“战役”》 “这篇作品实际上在某些读者的心灵深处也形成了一个‘战役’，在那里攻击了工人阶 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批评者还揣摩了作者的 动机，说路翎知道“部队的纪律是玩忽不得的，于是对爱情故事的展开就下了苦心来经 营，把爱情的主动安放在金圣姬那一方面”。批评者指出，路翎的这几篇作品，说明了 他“还没有彻底抛弃他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对于这些批评，路翎发表了题 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注：连载于《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和第3期、第 4期上。)的长文作出反应。这种在当时相当少见的“反批评”，目的并非要营造文学批 评的“对话”的氛围，而是为即将开展的反“胡风集团”运动所作的准备。路翎情绪激 动地拒绝批评者对他的小说感情“阴暗”、表现了“悲剧式”结果的指控，反复申明的 ，是战士的个人生活与革命和正义战争事业相一致的观点。和批评者不同的是，路翎认 为，“爱国主义”等精神品质，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与历史的参与者的具体感***密 切相关、从后者中提升的东西。从这一体认出发，路翎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对个体的 生命关切的温情，暗示战争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和可能出现的“悲剧”(尽管他拒绝 把他的小说与“悲剧”的词语联系在一起)。不过，在反批评文章中，路翎和他的批评者 一样，不承认个体价值也可以是情感体验、“历史”评价的一种角度和立场。
--